二、在阶级关系问题上，加紧反对富农、中农
    党的“二大”明确指出：党在目前阶段的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注：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共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专题讲义》（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48页。）党的“六大”指出：“中国革命现阶段底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认为中国革命目前阶段已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错误的。同样，认为中国现时革命为‘不断革命’，也是不对的。”（注：《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页。）党的六大还指出：“故意加紧反对富农的斗争是不对的，因为这就混乱了农民与地主阶级的主要矛盾。”并指出反对富农的斗争要根据富农的态度。“在富农还没有消失革命的可能性，因军阀官僚的压迫而继续斗争的时候，共产党应企图吸收富农于一般农民反军阀反地主豪绅的斗争之内。当富农动摇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时期，在不妨碍贫雇农斗争范围之内，党不应该故意加紧对富农的斗争，使之更快的转入反革命方面去，而变为革命的积极的仇敌。”（注：《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0页。）但是，1930年3月22日，中共中央给鄂豫皖特委指示中提出：“肃清富农的路线……特委的富农与机会主义的路线非常的严重。”（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一），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9月第一版，第96页。）在这种“左”倾政策指导下，鄂豫皖根据地开始加紧反富农斗争。中共六安中心县委在7月提出“坚决反对富农”的口号（注：中共六安地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皖西革命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4页。）。在经济上实行大量的征发，并没收富农的一切土地。六安六区和霍山三区发生打倒富农，没收富农的财产，把富农赶上山头上去开垦等过火行为。由于“加紧反富农斗争”，致使农村阶级关系紧张，富农强烈不满。1930年秋，黄安县发生地主和反动富农煽动落后农民群众“反水”（反对共产党）事件。
    王明在反富农问题上提出：“富农（大多数是封建的剥削者）的土地亦在没收之列，但是在他自己耕作的条件下，他可分得一部分坏的劳动份地。”（注：《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07页。）“向富农及一切剥削者征发。”（注：《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3页。）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积极推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强调在土地政策上集中火力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在1931年6月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上（以下简称中央分局），批评“有些地主富农分得了好的土地。”（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一），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9月第一版，第280页。）7月，又规定“富农土地亦应没收，没收后在用自己的劳动力耕种条件之下，可分得较坏的‘劳动份地’。”“富农多余的牛和耕具房子可以没收。”（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一），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9月第一版，第323页。）根据中央分局规定，出现了许多“左”的作法：对地主“扫地出门”，不分给任何土地，罚其做苦工。甚至地主家中寡妇也不给予出路。黄安县桃花四乡的农民把富农的小麦草头拿去填牛栏，紫云八乡把富农所有的东西全部没收。富农的猪还未养大，就杀着吃，怕被没收了。不准富农做小贩，富农做生意不给他路证。皖西北地区规定地主阶级和富农的土地全部没收过来，地主阶级土地没收后，不能取得任何丝毫的土地，富农如果要田地，可以给较坏的地，但必须自己耕种。富农收下的粮食只留给一点给他吃，其余的征发。有的地方曾驱逐富农。商城县有的地方实行“调换”，富农的好田与贫农的坏田换；富农的好稻子与贫农的差稻子换；富家的好房子、家具、农具与贫农调换。
    侵犯中农利益。党的六大指出：“在中农占多数的地方，尤不可强施‘平分土地’。”（注：《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60页。）“与中农联合，是保证土地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注：《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08页。）而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规定：“使中农自动地拿出土地来平分。”“对过去分得好的土地不愿意拿出来重新分配的人，要号召广大群众起来与他斗争。”（注：于吉楠：《张国焘其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4月版，第61页。）这样，不仅抽出了中农多余（超过平均数）的土地，而且有的地方把中农的好地也抽出来了。在划阶级成分标准上，有的以余粮多少作为标准，结果把一些中农错划为富农。商城县四区六乡在重划阶级中，富农由21户增加到80户，中农由86户增加到118户，贫农由原来的348户减少到230户。这些作法，违背了团结中农的政策，损害了农民内部的团结，造成许多富农和富裕中农外流，树敌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