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上的“肃反”。11月3日，中共中央给鄂豫皖中央分局信中指出：“关于肃清反革命派的工作，必须坚决地进行。”（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一），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9月第一版，第134页。）12月，中央分局临委发布通告，要求“举行广泛的清洗运动，把那些阶级异己分子（地主、富农……）和一切反革命分子都从我们党内、团内、苏维埃、工会……中清洗出去。”（注：《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17页。）于是地方上的“肃反”开始在党、政、军内部进行清洗。张国焘全部否定鄂豫皖根据地过去的工作，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诬蔑鄂豫皖根据地长期执行了非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党内充满了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商人、高利贷者，特别是在领导干部中”（注：于吉楠：《张国焘其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4月版，第58页。）。把黄麻地区党领导的武装斗争，说成是“土匪行为”；说“大部分商城共产党员是国民党左派，就打着共产党的旗帜，实际与国民党左派勾结，或明或暗的反对共产党”（注：中共商城县委党史资料征篇委员会编：《商城革命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9月版，第125页。）。结果，仅在商城县被错杀而有名可查的就有2150余人。张国焘还诬蔑皖西的党“始终是地主富农分子占绝对优势”，“皖西反革命之特别多，几乎各级指导机关充满了反革命”（注：于吉楠：《张国焘其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4月版，第58页。）。从1931年5月到9月中旬，皖西共改造了9个区苏维埃，74个乡苏维埃。黄麻地区的8个县委书记被撤换了7个。英山县的苏区8个区委只剩一个区委书记。河南新集是3000余人的镇子，“肃反”搞得晚上没有行人，白天不敢一个人走路。
    这次“肃反”造成了极大的危害，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损失。被张国焘整肃与杀害的红军、革命干部与群众有一万多人。红军中有战斗经验的老干部几乎被杀完了，鄂豫皖苏区与红军的创造者几乎被杀完了。在“肃反”中，中央分局发出了“把知识分子从党内洗刷出去”的指示。（注：《鄂豫皖分局给陂孝北县委的指示信》（1931年9月19日）。）张国焘将“凡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列为重点对象，查祖宗三代，或关或杀或清洗”（注：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册，解放军出版社。）。部队中的文化程度也一落千丈，一个连队要找一个能写写口令，搞点统计的人都没有。在部队中造成极端反知识分子，反对戴眼镜的恶劣倾向，几使红军成为一支愚蠢的军队了。
    肃反，不仅捕杀了大批军政党群的领袖，而且在党内、苏维埃政权内、军队内与地方群众中造成了极端严重的赤色恐怖。未被肃反的同志终日惴惴不安，不知死亡何时将至。严重挫伤了广大干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使一部分革命群众不愿入党。“各县都是党龄极浅或能力极弱的同志。支部在停顿状态，支部中的党团员差不多没有一个人知道什么是共产党”。有的不愿当干部，“在地方上有一点文化的，成分不大好的人不敢出来参加革命工作”（注：常毅：《我所了解的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几个片断》，《信阳党史通讯》，1983年第4期。）。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也不如过去密切了，人民群众有时发现敌情也不主动地向党、政、军机关报告。
    三次“左”倾错误，给鄂豫皖根据地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组织上造成了严重危害。究其根本原因，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这一点，应当引为全体同志的教训。”（注：《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2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