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中国左翼革命是人类历史上迅速改变世界格局，重新分配政治权利，并深刻地影响到人的精神发展向度的不可回避的现象。与之相伴而生的左翼文化运动，作为革命运动内部参预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领域，同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的价值追求和表现形态。参与左翼文化思潮建设的知识分子，是在20世纪初叶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裹挟着自身与民族的双重危机感与革命潮流遇合的。左翼革命为他们展示了一幅五彩炫目的理想图景，以疾风暴雨般的激进方式迅速除旧布新的想象给了人们乐观的价值预期，知识者敏锐地感知到革命给民族和个体的命运可能带来的巨大变化，并且相信革命蕴含着社会的正义力量和普适的道德原则，故此，他们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以文化建构的方式参与到革命的实践，获得了革命者的身份认同，从而铸炼出独特的精神品格和情感方式。
    一
    革命是20世纪中国最富时代精神特征的语汇。无论从现实政治权力更替的层面，还是从文化构成和人的精神发展层面而言，革命都呈现出了破坏与重构相辅相成的巨大力量。近期学术界对“革命”一语的语义学考察，用较为充分的材料论证了该词语在不同语言和语境中被误读、被误植的历史[1]。但自晚清以来，革命的内涵在知识界一般被确认为是一种以激进、暴力的手段来颤覆现存社会秩序从而获得权力的行为。20世纪中叶，随着左翼革命实践的深入与发展，革命更被赋予了一种崇高救世的普遍性内含，被认定是社会道义的体现而为更大多数的民众所服膺。中国近现代语境中的“革命”实际上是《易传·革卦》中“汤武革命”论的遥远回声，既有以暴诛暴的手段功能，又不乏顺天应人的伦理价值。
    回顾自晚清以降中国不间断的革命爆发的历史，不难发现，促成革命的重要动因就是基于一个古老民族在外族虎视眈眈的侵略野心的威胁下，面临生存危机，谋求救世的渴望。在选择民族生存的自救方式时，经历了由借助西方技器之学到鼓民力开民智的启蒙努力，最终倾向暴力革命的内在的曲折理路。晚清的体用之争，维新派希望执守现有的体制而师夷长技以求强国富民，然而甲午惨败宣告了维新主张的破产。继起的启蒙思想，力图借思想文化的改造来解决问题，严复将清朝废除海禁以来所施新政无所收益的症结归为智卑德薄的民众[2]，梁启超则把塑造新民视作政治变革，图强自新的基础[3]。戊戌变法失败，革命派崛起，他们在反清排满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下，目睹了维新改良派变法力量的微弱，开始鼓吹激进的政治革命。陈天华在蹈海自沉前曾激愤陈辞，认为欲求抵御外侮、民族自强，绝不能寄希望于满洲变法，而必须进行反清革命，所谓“欲使中国不亡，惟有一刀两断，代满洲执政柄而卵育之”[4]。孙中山更是不满改良派的君主立宪主张，呼唤以暴力革命推翻帝制，以期中国危机的彻底解决，即“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5]。显然，革命所具有的摧枯折腐的时效性和彻底性，对于寻求救亡图存的晚清志士仁人是颇具吸引力的。
    历史往往是有某种相似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也经历了由文化层面的启蒙走向激进革命的重大转换。早在1907年，留学日本的鲁迅就表述过这样的思想：“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而转为人国”[6]在他看来，立人为本，创造健全、独立的人格是第一义的，而立国则是人立而后一个必然生发的结果，即个体人格的确立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前提。到“五四”时期，经历了长期苦闷与疑惑的鲁迅，以反抗绝望的意志结束沉默开始呐喊，他将自己的文学写作定位在唤醒沉睡的国民和救治人的灵魂这一启蒙立场上，与早年的立人思想依然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而“五四”启蒙思潮实际上也是一个重要层面上将人的解放视为本质目的，个性解放、人的尊严与自由成为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精神诉求。
    然而，在“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出现之后，新文化运动最为本质的价值追求发生了位移，问题与主义之争蕴含着在文化层面上进行建设和从政治上根本解决问题的不同理念，看似或重学术研究或重政治探讨的分歧，实质上却是新文化阵营内部以人的解放为本质目的和以政治革新为目的的思想裂变。李大钊等倡导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之所以能在知识界流行并进而得到更大多数激进的知识分子的认同，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以俄国革命作为事实依据，俄国革命在当时的知识者心中是一个用暴力手段颠覆背离民意的腐朽政权而赢得自由与幸福的成功范例；二是那时对马克思主义的叙述，结合了知识分子对人类完善状态的大同世界图景的想象，从而有了启蒙思潮所张扬的人性解放的理想必定会在未来完美世界实现的信念。在这样一种思想氛围中，政治问题和文化问题相互重叠，而政治问题在这一逻辑结构中，是一切问题之本，使得用政治革命的方式对所有问题进行“根本解决”的呼声高扬。也就在此时，巴黎和会上中国人的外交失利激发了知识者的民族危机感。原本辛亥革命后建立起的共和政体脆弱的民族国家就面临着两重生存的焦虑，一是列强蹂躏下的生存问题，即政治层面上的救亡问题；一是古老民族的现代性转型的问题。而巴黎和会的耻辱触发下的“五四”风潮，突现了救亡意识。在20年代初，陈独秀、李大钊等正努力筹建一个政治团体，来从事目标明确的参与国家建构的具体运作，依照他们的设计，解决民族生存问题即政治救亡是第一位的，其他问题都可纳入救亡这一总目标之下分别解决。而要清除民族生存危机，则必须用革命的手段铲除国内由贪官污吏、政客军阀所组构的腐败政体。解决民族生存问题就这样和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纠合到了一起，而新文化运动初始阶段的文化追求，特别是人的解放这一孜孜以求的目标成为政治变革的副产品。这似乎并非是单纯的救亡压倒启蒙，而是在激进知识分子对革命具有“根本解决”价值功能的想象中，可以使启蒙所负载的价值承诺在政治救亡的履践中实现。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五四”之后知识分子阵营的分野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本来渴望实现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展国家的现代性转型是自晚清以来力图富强和社会进步的知识者的共同心愿，如今却出现了具体路径选择的分歧。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坚持个体的健全人格和自由意志是社会解放的前提，提倡理性精神支撑下的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渐进发展，而这一切主张在现实实践中屡遭挫折，其价值理性的难以建立，是“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淹没在暴力和革命之中的，而自由主义则不能为暴力与革命的重大问题提供什么答案”。[7]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文化语境中，革命意味着摧毁、颠覆充斥黑暗和异己力量的旧世界、创造理想新世界的强大动力，陈独秀一向津津乐道的法国大革命是一个遥远的例证，俄国暴风雨般的社会变革又是触目可及的事实。革命作为一种急近的、立竿见影式的变革方式，无疑对那些渴望迅速改变中国积弱贫穷现状的知识分子有着深深的诱惑。
    在确认了以“根本解决”的方式能够消除民族生存危机的同时，倾向左翼革命的知识分子开始寻找个体的存在与革命的契合点。值得注意的是，左翼知识者走向革命之路时，都似乎叙述了一个反叛与归‘依的情感成长故事。“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的激烈反叛姿态，实际上就是一次切断联系传统社会的脐带，告别“父亲”的仪式，但那更多的是在文化层面上借西方文明来试图解决思想的困惑与焦虑，而左翼知识分子的反叛从自身的角度讲，则是为了争取生存权与“活着”的广阔空间的具体行动。瞿秋白在少年时期即遭受了家庭破产、母亲自尽的不幸，生存压力使他迷茫：“我母亲已经为‘穷’所驱逐出了宇宙之外，我父亲也只是这‘穷’的遗物。我的心性，在这几乎类似游民的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中，融铸炼成了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8]，他感到“人生的意义，昏昧极了”[9]，他开始反叛，选择的方式是遁逃，“内的要求驱使我，--悲惨的环境，几乎没有把我变成冷酷不仁的‘畸零之人’--我决心忍心舍弃老父及兄弟姊妹面西而去了。”[10]在北京，他曾借读佛经去参悟人生，但依然是迷惑与颓废，直到读了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后对社会主义的最终理想产生了兴趣[11]，来到苏联，目睹了以暴力革命创造的新世界，才终于将自己定位于“我不是旧时代之孝子贤孙，而是‘新时代’的活泼稚儿”[12]。至此，他完成了一个由破落户的子弟到革命者的心灵历程。实际上，20年代许多左翼知识分子如丁玲、蒋光慈、洪灵菲大都也有过类似瞿秋白的情感体验。希望借助革命争取生存权力，到对革命伦理所呈示的人类存在完善状态的观念的认同，直至对革命所蕴含的世界大同终极理想的归依，构成了左翼知识分子倾向革命的情感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