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左翼知识分子是以文化建构的方式参与革命实践的。他们的精神品格也是在自己安身立命的文化创造与革命意识、革命行动的互融过程中生发的。因此，要考察左翼知识分子的文化性格，必须关注革命实践与文化创造是以何种关系加以联结的。
    如果我们不仅仅是从作为文化史、文学史的专名意义上来使用左翼文化、左翼文学的概念，而将其理解为一种宽泛性的革命文化的指称，那么就会发现，在20年代革命勃兴之时，就对左翼文化建设给予了高度重视。对于一个初建的政治实体而言，文化建设不仅意味着对政治实体赖以建立的根基的理论阐释和传播，而且是拓展话语空间并最终赢得话语权力的有效途径。十月革命之后，苏联一大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相继成立，他们所实施的文化纲领，都是在努力营造与无产阶级革命和巩固政权利益相适应的文化氛围，力图在人的精神世界中强化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并使文化建设体现出组织性意图和具体的革命行动的功能。同样，20年代初期的中国，早期共产党人在文化领域一方面继续译介马克思主义原典和社会主义理论，另一方面，也着手创造一种适应无产阶级革命历史要求的新型文艺。邓中夏、沈泽民、蒋光慈等辨析、区分了无产阶级文艺与“五四”文学之间的差异，对沉湎于个人狭小天地里无谓喟叹、感伤的个人主义文学时有批评，并界定革命文学是反个人主义的，以表现社会生活的真实为目的的文学。
    在他们的理论探讨中，值得重视的是对革命与文学关系的诠释。在他们看来，具体的革命行动与作为精神现象的艺术创造之间仿佛存在着一种孪生关系。早在“五四”时期，李大钊在论及俄国革命爆发的原因时，就多次谈到文学在其中的作用，他说：“…于是自觉之青年，相率趋于文学以代政治事业，而即以政治之竞争寓于文学的潮流激荡之中，文学之在俄国遂居特殊之地位而与社会生活相呼应”[13]，并强调“故文学之于俄国社会，乃为社会的沉夜黑暗中之一线光辉，为自由之警钟，为革命之先声”[14]在倡导革命文学之后，郭沫若对革命与文学的共生共存现象有了更明确的说明，他在《文艺家的觉悟》一文中说：“每个革命时代的革命思潮多半是由于文艺家或者文艺有素养的人滥觞出来的”，并且认为“文学和革命是一致的”[15]。革命是破坏和创造的统一，它带给人的是冲破束缚的自由遐想和开天辟地的无尽欲望，而艺术本质上是人的自由天性在想象的空间里无拘无羁的张扬，在这一点上，革命与文学有着天然的亲合力。早期的共产党人并不关注包括文学创作在内的文化建构自身自足的发展逻辑，而是将其视作革命实践的具体方式，特别赋予了文学充任革命先导的职能。
    左翼知识分子正是在渴望直接介入革命实践和作为时代宁馨儿责无旁贷的创造精神激励下，带着强烈的冲动踏上了革命的不归之路。捷克作家昆德拉曾说抒情时代就是青春，抒情态度是人人具有的潜在态势，他的小说《生活在别处》正是在证实潜在的青春狂热为革命情绪激活的事实。青春的激情、创造力和想象力，在一个恒久不易、沉潭死水般的环境中往往有被消蚀的危险，青春只有适逢巨变的时代才能毕现神奇光泽。中国历史上激发青春热情蓬勃而出的时代实在是太少了，多的是在儒家文化浸润下克己、中庸、不语怪力乱神的平静、保守的生存状态。而20世纪中国不曾间歇的革命为青春型文化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回顾20世纪的中国革命，在最初风潮涌动之时，似乎都裹挟着青年人激越的情感，新文化运动由提倡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启蒙走向政治革命的契机就是“五四”学潮，后来的三·一八、一二·九的社会振动，解放战争时期的民主运动，直至文革时期的红卫兵造反，概莫能外。从青春期心理角度而言，是青年人不甘心束缚，渴望公正和良知，追求乌托邦幻境，又涉世未深的冲动使然。但在中国，当业已老迈的传统社会肌体生命力衰退，失却了自身的造血功能，渐至僵化，面对生存危机无从应对之时，确需青年发出变革的声音，其振聋发聩的警世之声又往往成为革命的先导。李大钊曾分析晚清革命爆发的原因并与欧美革命的产生进行了比较，结论是“中国之革命，则全酝酿于学生之运动”[16]，他显然意识到了革命的颠覆性和青年的反抗性之间的同构关系。虽然政治革命的启动者不是政治家而是原本应当埋头书斋的青年学生，本身即表现出中国革命的某种不正常状态，同时，也可能由于青年的盲动，使革命夹杂诸多的非理性因素，从而埋下危险的种子，但毕竟在20世纪的中国，革命与青年无可选择地相互遇合了，使政治斗争和青春热血表现了紧密的亲合性，并且深刻地影响到了左翼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
    20年代初期那些从事左翼文化建设的知识者，几乎都是情感炽烈、浪漫奔放的青年，他们充沛情感的底色便是革命，其中创造社在这一点上是颇具代表性的。早期的创造社以“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来从事文学创作”，非常强调艺术审美的非功利性，在开始倡导革命文学后，其宗旨却由表现自我变为反映社会，由呼唤个性的解放变为高举阶级斗争的旗帜，前后所追寻的目标虽然不同，对人生的思考也有所变化，但凭籍的青春热情和创造新世界的慷慨激情却前后一致，除旧布新内在冲动的情感方式也是相同的。青年人对未来可能的生活的乌托邦想象总是一片澄明，所预设的奋斗目标总是指向终极的完善状态，而这恰又与左翼革命在理论上的价值归宿是同一的，所以，左翼知识分子的青春型文化心理，还表现在寻求富有青春特征的理想过程中与革命的价值指归的不断契合上。在早期左翼文学创作中，有这样一类青年知识者的形象，如蒋光慈《少年飘泊者》中的汪中、张闻天《旅途》中的王钧凯、洪灵菲《流亡》中的沈之菲，这些小说的结构形式都有一个类似于流浪汉小说的叙事框架，而其内在的蕴含却是要体现主人公“寻找意义”的理念，主人公飘泊生涯中痛苦的人生遭际，与寻求理想的艰难精神探索相伴，成为渴望改变个人的命运，同时又努力把人类幸福、平等的宏大关怀诉诸实践的青年知识者，将自己的青春与革命结合起来的隐喻。中国现代革命的青春型特征对左翼知识分子文化心态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怀抱为革命所激发的青春热情成为左翼知识分子一个非常醒目的文化标识。
    在神圣的真理和崇高的革命理想的映照下，左翼知识分子对个人、个人生活的意义做了重新的规定。在他们看来，革命队伍中“我”的称谓己不含有自我的意味，而应当是一个群体的代言人、是一个阶级的代言人。个人主义被认为是一个绝对有害的观念，被摒弃在革命者的价值观之外。故此，知识分子作为文化建设者行为方式的独特性被消解了，在他们看来，革命的知识分子首先应当是一个能够搞飞行集会、丢炸弹大无畏的革命实践家，其次个人生活必循集体的目标。所以，左翼知识分子在设计个人生活时，极力贬低世俗化的日常生活，同时又将革命者的个人体验进行了一番纯洁化的整合。
    在左翼文学中一度流行的革命恋爱模式的小说便较为集中地表现了知识者超越日常生活而使精神进入到纯境和圣境的努力。这类小说所展示的知识者如何将受情这一极其私人化的情感体验革命化和集体主义化的过程是耐人寻味的。两情相悦的爱情生活从本质上讲是带有排他性的，不仅表现在对来自他者介入的拒斥，而且也表现为对超乎爱这一人类天性之外的种种意识、权利侵袭的祛避。那种将革命的思想作为爱情唯一基础的观念，剥离了在爱情生活中同样重要的性情、私人趣味乃至生理相融等等内容，使爱情变为外在情势的附着物，这无疑是对爱情本质的扭曲。而在早期左翼文学表现革命者爱情生活的创作中，建立情感唯一的要素便是革命，爱因革命而产生，爱因革命而圣洁。蒋光慈的《野祭》中章淑君正是不愿过平淡的日子，选择了一种“有味道”的革命生活，牺牲后才赢得了先前求爱不得的陈季侠的爱，而陈季侠对原来倾心追慕的郑玉弦的鄙视则源于郑过于世俗化的爱情观。丁玲以瞿秋白为原型塑造的韦护在与丽嘉的恋爱中犹疑、苦闷、焦虑，最终察觉革命与爱情不能两全，于是舍爱情而求革命。这类小说提供了如下两个方面的爱情镜像，一是革命与爱情的融合，只有建立在革命基础之上的爱才是崇高的，是在革命集体中具有合法性的爱；另一方面，沉湎于爱情而忽略了革命的使命，则是必须鄙视和抛弃的。革命对爱情生活的整合，既使革命具有了一种绝对的权威，又使爱情远离了低俗和世俗化，从而有了圣洁的意味。在左翼文学中两性关系的构成，是同志的关系消解着“爱人”的关系，革命与性爱的对立凸现了这批文学文本的书写者，即左翼知识分子的内在困惑，刻骨铭心的爱如何与革命的追求相统一。韦护最后放弃了对丽嘉的爱，并不是因为丽嘉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不理解，而在于爱本身成为革命的牵绊，于是抛却爱而投身革命，用自虐的方式，用爱的牺牲来成就一位具有钢铁意志的革命者，完成了对世俗性的抵御与反抗，昭示着对精神纯洁性的向往。这在左翼知识分子踏上革命旅途之时便初见端倪，此后经过多次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愈加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