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军事战略上，推行“冒险主义”进攻路线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特征是调动各路红军进攻中心城市。如毛泽东所说：“在红军还幼小的时代就命令红军去打武汉。”（注：《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79页。）1930年6月11日，李立三主持下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决议中提出：“布置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省先胜利，是目前党的策略总路线。”（注：《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07页。）命令鄂豫皖边区的党和红军迅速发动武汉周围的地方起义，切断平汉路，以进逼武汉。鄂豫皖根据地立即组织以武汉为中心的地方暴动，提出“打到武汉过中秋”的口号。中共六安中心县委制定六（安）霍（山）暴动计划，强调凡有党员的地方都要举行起义。结果由于红军主力远离根据地，出击平汉线，使根据地防卫力量空虚，给敌人进攻根据地以有利空隙，不仅起义失败，根据地也受到严重损失。到10月初，皖西苏区“几乎完全塌台，军事上只留很少部分”（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一），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9月第一版，第287页。）。敌人侵占根据地后，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仅在六安、霍山两县就杀害革命干部500多人，屠杀群众19600多人，拍卖妇女1690多人。革命中心区域的舒家庙等17个地方几乎没有人烟。黄安县行动委员会为配合全区总暴动计划，10月，强行组织地方武装攻打黄安县城，城未克，还死伤100余人。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无视中国革命敌强我弱的事实，不了解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和长期性，提出：“在大江以北，应以鄂豫皖区为中心，而将皖西北、鄂东、鄂豫边、湘鄂西苏区联系在一起，造成威胁武汉、长江下游及平汉铁路的形势。”（注：《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5页。）在中共中央“左”倾思想指导下，7月，在商城县的余家集军事会议上，张国焘认为要援助中央革命根据地就必须威胁或占领大城市，竟限令红四军在一个月内下英山，出潜（山）太（湖），逼进安庆，威胁南京。红四军领导同志根据当时形势，主张打下英山后，出击蕲（春）黄（梅）广（济），相机出击武穴，牵制敌人，援助中央苏区反“围剿”。但是，张国焘对红四军领导人的正确意见大加责难，说改变原有计划，“政治上原则上是根本错误的”，是与中央分局“原则上路线上的分歧”。
    由于受“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影响，在1931年12月23日黄安战役胜利的当天，中央分局提出了“夺取中心城市”的口号。1932年1月10日，张国焘在鄂豫皖省等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上说：“国民党主力只剩下七个师，其余都是杂色部队，红军现有这样的力量，已是不论多少敌人都不怕了。”（注：《鄂豫皖省委给中央的报告》（1933年1月5日）。）在这种轻敌思想的指导和影响下，鄂豫皖省委又提出“偏师”说，认为“国民党的洛阳政府和其他军阀政府，只担任偏师的任务”。提出“准备与帝国主义直接战争和准备夺取武汉”（注：成仿吾：《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的罪行》，《中共党史资料》（4），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82页。）。6月18日，张国焘向中央报告说：“已根本消灭尽‘围剿’”，转变到与敌人“全局决胜负的时候”。根据张国焘的指导思想，6月19日，陈昌浩说：“国民党军队一天天的缩小，从武装力量对比来说，我们已经占了优势。”（注：《鄂豫皖中央分局向新集市各机关团体党、团活动分子联系会议的报告》（1932年6月19日）。）“过去是敌人包围我们，现在是我们由冲破包围已经进到消灭敌人包围的时候。”（注：《鄂豫皖中央分局向新集市各机关团体党、团活动分子联系会议的报告》（1932年6月19日）。）“偏师”说和“坚决进攻”的错误战略方针，“种下了鄂豫边区反对第四次‘围剿’斗争中的错误路线的根苗，使红军在敌人的严重的‘围剿’面前不得不处于无能的地位”（注：《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79页。）。
    四、在组织上，“肃反”扩大化
    “左”倾机会主义者为推行自己的错误路线，在组织上实行排斥、打击甚至残酷迫害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在鄂豫皖根据地主要表现在排斥富农、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及“肃反”扩大化上。1930年9月，《中央三中全会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提出：“要切实组织并且整顿各级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政权--吸引广大的工人农民群众参加，排斥富农和投机分子。”（注：《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2页。）在这种“左”倾干部政策指导下，在组织上大批清洗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团员和干部。
    张国焘为了在鄂豫皖根据地推行王明“左”倾路线和建立军阀主义的个人统治，在改组鄂豫皖根据地领导机构，独揽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党和红军的大权后不久，开展“肃反”运动，作为宗派主义的排除异己的手段，以便建立他在党和军队内的军阀主义的个人统治。
    军队中肃反。1931年6月28日，张国焘在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提出“首先改造红军的成分，加紧红军中的肃反工作”。9月13日，派陈昌浩到安徽六安麻埠红四军军部，宣布撤销曾中生的红四军政治委员职务，由陈昌浩接替。陈昌浩污蔑“红四军过去实际上是改组派领导”，“红军中党团组织大半是改组派AB团第三党包办，红军党的下层组织与领导完全在改组派手中”（注：于吉楠：《张国焘其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4月版，第58页。）。陈昌浩根据张国焘的指示，立即开始进行“肃反”。9月底，红军移驻河南省白雀园，在张国焘亲自主持下，掀起了军队“肃反”的高潮。他打着反对改组派、第三党、AB团的旗号，以红四军领导同志与其在军事方针上的分歧为借口，以蒋介石派特务搞离间为突破，以知识分子、地富出身和白军过来的人为主要对象，大搞刑、讯、逼、供，大搞株连。使一大批红四军优秀指挥员被杀害，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被张国焘等人整肃与杀害的红军排级以上干部和革命战士2500余人，其中师以上干部有许继慎等10余人，红军第三十团被残杀的班以上干部大约有500人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