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934年，以《东方杂志》为首的一些刊物进行了《梦想中国》、《梦想的个人生活》和《个人计划》为题的专题征文，于是，以中国的知识界为主的全国数百人共同做了一场“中国梦”。数百位作者的地域分散于江、浙、沪、鲁、平、津、粤、汉、皖各省市以及日本、南洋，其中上海占大多数；职业分类则以大学教授、编辑记者、自由撰稿人、教师、官吏、艺术家、职员、学生、银行家企业家以及读者，涉及了党政军、文教、法律、新闻、出版等社会各界，尤以文教新闻界为多，几占75%以上。内有不少名人，如柳亚子、罗文干、章乃器、陈立夫、邹韬奋、张君劢、梁漱溟、杨杏佛、冯自由、马相伯、陈绍宽、王造时、朱自清、巴金、郁达夫、茅盾、老舍、楼适夷、林语堂、叶圣陶、胡秋原、张申府、李石岑、周谷城、陶孟和、俞平伯、周予同、顾颉刚、周作人、曹聚仁、马寅初、徐悲鸿、丰子恺、穆藕初、赵景深等人。他们以“梦想”的形式，反映了对现实社会的不满，设计了“未来中国”的各种框架，寄托了自己的希望。其视角之独特、信息量之大、感情之丰富，实在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各阶层中国人、尤其是代表了对时代、社会极为敏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强国之梦”，茅盾认为“煞是好看”。学者刘仰东撷取了这些“梦”，辑为《梦想的中国》一书。今天，当我们通过时光隧道，比照历史进程，检测这些70年前的当时人的预见性与想象力，不能不令我们产生浓厚的兴趣。
    一、强国之梦--专家心中的未来中国
    30年代的中国，是中国现代化深入人心的时代，尽管灾难深重，战乱频仍，中国现代化沿着崎岖的路艰难曲折地前进，但工业文明范例的昭示，吸引着中国知识分子不断做着“强国之梦’，描绘着理想的中国现代化蓝图。一些专家学者由此对“未来中国”做了从经济发展、社会生活、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全方位构思。
    第一、对未来中国社会生活的规划。这是所有梦中涉及最多的内容。尤以祝伯英等做的“十全十福”美梦为典型，所论范围涉及社会分工、劳动时间、社会保障与休闲娱乐、社会问题等等，其中，既有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否定，又有对未来社会生活的详尽构想。
    关于劳动及其分工：“一切黄包车夫，码头工人，生煤黑老虎，马路上的缝穷，早晨的粪车夫，蝗吃的农夫，逃避巡捕的小贩，城隍庙里宿夜的人，男盗女娼，轿夫，抬菩萨轿子的苦工，丫鬟，诸如此类‘新’‘旧’社会的‘支柱’，都一个一个消灭下去，再不存在。操劳的人，渐渐都穿上‘背上扣钮’的蓝色或白色‘工衣’，凝神聚思在机器上工作。……不见到他们的汗流浃背，气喘脸紫。操作是很有兴味的，以至于是艺术的。……美德等国偶有的电气厂屋，将普遍的用之于中国一切厂所。钢筋水泥的房子，满嵌着玻璃窗于玻璃门，好像水泥架的水晶宫。人们在里面操作，真是比现在城隍庙看戏还爽气。”工作时间也应不断的缩短，从“既在通行的起码12小时，减至8小时，7小时，6小时，5小时，4小时，特别危险，重难，有害的工作，操劳的时间，更其要短。操劳者获得的酬报，足已享受一切物质文明所创造的幸福。”（注：刘仰东编：《梦想的中国》，西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2页。）
    关于休闲与娱乐，“中国现在通行的天天操劳不息，要改为每星期休息一天，……更要改成一天操作一天休息。一年之中，还得要有两星期以上的长期休息。许多重难危险有害的工作，或三年或五年，休息一年。”“除睡觉以外，还得娱乐才行。……电影、戏剧、弈棋、球赛、游泳、划船、跳水、滑雪、歌舞、阅书、看报，一切‘文’‘武’娱乐，都色色齐备，件件周全。人们做完了事，每天都可以享受各种幸福。”“一切休养游览，……不仅没有‘华人不许入内’或是‘闲人莫入’的限制，而且是具备人人都可以进去的条件。这些地方的用度，都是公费支出。”“休息、娱乐，虽然是调和精力，舒爽神思的举动，却也不能是纵情的狂欲的满足。淫佞放荡的娱乐，是腐化退化、没落人民的象征，未来人民的娱乐，决不如此。”（注：刘仰东编：《梦想的中国》，西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4页。）
    关于医疗保养，应建立国家、社会负责下的医疗保障与福利制度，“我理想一个人害病的时候，生活条件要格外舒适。病人在光线充足、空气清洁、温度适宜的安静房间中。四周有美丽的风景可以供凭眺，游玩。”“医生，看护妇，到那时候，不会根据洋钱决定待遇。”“阴渗渗的医士面孔，饲牛般的看护妇态度，都一概消灭。……此外，还有两种人，就是年小而还不能操作的人，年老而失去操作能力的人，社会应得保养他们。”（注：刘仰东编：《梦想的中国》，西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6页。）这是当时人们普遍的向往。
    关于社会问题，作者认为尽管不可能消灭，但也将随社会制度、社会生活及其质量的改变而改变，“盗贼、扒手、骗子、乞丐、妓女的恶习惯，是由于他们的恶生活。”那么，未来的理想中国中还会有犯罪吗？肯定还会有，但是，对待他们却“不能用英国工业革命时代割耳削鼻的方法，也不能用法国工业革命时代的上吊，”他们也有人仅，“一切肉刑，都要到历史博物类里去找。”有犯罪，就有监狱，“积极的说来，监狱是一所教育罪犯者的学校。那时候，在那里是有着许多专家，根据罪犯的性质，施以个别与集体的教育，训练他们各种操作。”“使他们或她们，学习成相当的职业，将他们或她们从社会有恶分子，变为社会有用分子。”（注：刘仰东编：《梦想的中国》，西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