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民众生活指数呈日趋下降的趋势，从1929-1930年世界各国劳动者家庭收入的比较来看，美国家庭中人年均收入为31.80美元，德国为14.43美元，日本为10.54美元，即使是沦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每人也有3.67美元的收入，而中国产业工人的平均家庭收入仅为2.24美元。（注：中国经济研究会编：《中国经济》，第2卷第6期，第7页。）据国民政府工商部统计，中国一般工人5口之家在正常条件下维持肉体生存与恢复体力所需的最低费用（包括衣、食、住、燃料、杂项等生活必需的费用，不包括医药、社交、文娱与教育子女所需的发展费用）为每月27.2元。（注：《劳工月刊》第1卷第4期，第72页。）而从同期的物价指数来看，这些收入仅够勉强维持最低的生活。（注：《上海解放前后物价汇编（1921-1957）》，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7页。）即使从号称中国最为富裕的上海产业工人的生活水平来看，也很难令人乐观。从20年代到1935年，上海市社会局根据抽样，对上海305户工人家庭进行了长期的跟踪调查，从而提供了一些较为可靠的数据：305户工人家庭中户平均收入为416.51元，支出454.38元，收支失衡，户年均亏空为37.87元。故有借债的家庭占总数88.2%，有典当的占78%，合会的占69.5%，有赊欠的占48.5%……（注：上海市政府社会局编：《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中华书局1934年版，第21页。）另抽样调查的24户工人家庭的衣物总值，平均为116.64元。（注：上海市政府社会局编：《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中华书局1934年版，第21页。）户均来算，则4口之家，人均仅一件棉衣、2件短衫、2件单裤。在这样的条件下，许多工人家庭成员养成了衣服互换共穿的习惯。一般工人“衣着不周，了是司空见惯的。（注：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6页。）上海产业工人如此，其它地方的人民生活程度可想而知。正因为如此，周谷城才会在“梦”中说：“我梦想中的未来中国首要之件便是：人人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注：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2页。）
    30年代，是一个政治黑暗的时期。国民党政权建立后，以继承孙中山遗教的名义，提出：“由国民革命所产生之中华民国人民，在政治的知识与经验之幼稚上，实等于初生之婴儿；中国国民党者，即产生此婴儿之母；既产之矣，则保养之，教育之。”（注：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第685页。）“中国国民党独负全责，”并规定国民党“得就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注：转引自王双梅：《历史的洪流--抗战时期中共与民主运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页。）“中华民国人民须服从拥护中国国民党，誓行三民主义，接受四权使用之训练，……始得享受中华民国国民之权利”。（注：转引自王双梅：《历史的洪流--抗战时期中共与民主运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59页。）采取血腥的手段、高压的政策和特务统治，在“以党治国”的名义下，加强了对社会的控制。在中央实行“以党统政”。在县区以下的地方，实行“保甲制度”。将封建社会中的株连法融合进了西方的法西斯统治之中，“保甲长都必须是当地的富农或地主”，罗兹曼评论说：这样“通过恢复保甲制度，国民党使自己与力图保持现状的乡绅们结成了联盟”。（注：（美）吉尔伯德·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88-389页。）从而建立起一个从上至下的统治网，在中国实行法西斯专政。（注：前揭王双梅书，第15页。）1933年夏，蒋介石在庐山军官训练团上说道：“法西斯蒂的特质，就是只有领袖一人，……一切的权利和责任也都集中于他领袖一个人”，“这一点是最要紧的”。（注：〔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1卷，第532-533页。）在全国实行白色恐怖。尤其是禁止思想自由，1931年10月，国民党查禁228种书刊，颁《出版法实行细则25条》。次年11月，复公布《宣传品审查标准》，规定凡宣传共产主义，流露出对“党国”不满的宣传品，一律视为“反动”，予以禁止。1934年颁《图书杂志审查办法》，设“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1935年蒋介石又命令军统局接管各地邮电检查所，由军统局“统一全国邮电检查事宜”，凡属各种进步书刊，一经查出就地予以销毁。从1929年至1935年，社会科学和文艺书刊被查禁、扣押的达千余种。（注：前揭王双梅书，第16页。）当时平津学生愤怒地揭露说：“著作乃人民之自由，而北平一隅，民国23年焚毁书籍竟达千余种以上。……此外，刊物之被禁，作家之被逮，更不可胜计。焚书坑儒之现象，不图复见于今日之中国。”（注：《平津10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全民月刊》第1、2期合刊。）进步文化人屡罹祸患：1931年2月，柔石等五位文化界左翼作家遇害；1933年5月，丁玲、潘梓年被捕；1933年6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副会长兼总干事杨杏佛被刺；1934年1月主张抗日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上海《申报》的总经理史量才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在沪松公路上；当时有消息说蓝衣社特务已经开出了一个包括鲁迅在内的56人的黑名单……（注：前揭刘仰东书，第4页。）一时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因言论而被捕而被杀者不绝于耳。1933年5月13日，《申报》“自由谈”载文惊呼“整个世界是疯狂了。历史已经回复到了中世纪时代。战争屠杀，恐怖，幽禁，破坏，魔鬼的舞蹈，奴隶的呻吟，整个世界是疯狂！……屠杀代替了‘自由’，‘逮捕’与‘幽禁’禁锢了‘意志’，……文明破产了，野蛮复活了，白茫茫的雾弥漫了整个世界。”（注：1933年5月13日《申报》“自由谈”。）连国民党元老伍朝枢也指责道，“似此黑暗情状，唯我国历史上的所谓乱世或欧洲中古时代始有之”。（注：伍朝枢“《致孙科书》，转引自徐矛：《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25页。）胡汉民也在1934年10月通电指责蒋介石及南京政府：“数年以来，中央对于人民言论之压迫摧残，无所不至，……出版刊物之检查，密如网罗，时政记载，动则得咎，报纸之封闭，记者之被囚被杀，尤日有所闻”。（注：《胡汉民等质询中央对齐电意见致中央执行监察委员会之有电》，载《三民主义月刊》，第4卷第4期。）上述背景，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这么多的知识分子只敢在“梦中”说些不满现实的”梦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