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龄又增了1岁，在这一年中，那些妨碍社会改革和进步的人，当然也得老1岁，或者会多死去几个。这真所谓是“梦想”了。
    夏丐尊（开明书店编译所长）
    我梦见中国遍地都开着美丽的罂粟花，随处都可闻到芬芳的阿芙蓉气味。
    我梦见中国捐税名目繁多，连屁都有捐。
    我梦见中国四万万人都叉麻将，最旺盛的时候，有麻将一万万桌。
    我梦见中国人都要生病。
    我梦见中国人用的都是外国货，本国工厂烟囱里不冒烟。
    我梦见中国市场上流通的只是些卷得很好看的纸。
    我梦见中国日日有内战。
    我梦见中国监狱里关满了犯人。
    我梦见中国到处都是匪。（注：刘仰东编：《梦想中国》，西苑出版社1998年版，第3-95页。）
    三、梦源何处--“无梦时代”
    不难看到，“这些梦是形形色色的：有甜梦。又有苦梦；有好梦，又有恶梦；有吉梦，又有噩梦；有奇梦，又有妖梦；有夜梦，又有白日梦。”（注：同上，记者：《〈梦想的中国〉、〈梦想的个人生活〉读后感》，第305页。）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令人盎然生趣：有人对某个领域提出了具体的设想；有人描绘了一幅大同世界乌托邦式的蓝图；有人提出了改造中国的论纲：如主张英美式的资本主义的国家；更有人已经预见到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实现。由于不少人均为各个领域之名人，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对人生的感悟和对生活的体验较为深刻，故其“梦想”也就较可咀嚼，颇多令人回味和发人深省之处。其中体现了各自的政治观点、道德伦理、生活理念和对现实与未来的思考。正如《东方杂志》记者所说：“从这里边最能反映时代的真正的要求，和我们这辈子的幻想和憧憬。用这些梦来测量时代思潮的涨落，十成中可得其七八；用这些梦来试探我们这一辈子的地位和心情，离真实应该也不远了”。
    这些梦大致可以分为“载道”与“言志”两类。所谓“载道”，即阐发各自对未来的期望。其共同之处是要创造一个美好、理想的未来中国。然抒发理想的“载道”之“梦”，终究是建立在抨击现实的“言志”这一“梦想”之上的。
    众人在“梦想”中对现实的这些抨击绝非无的之矢。
    30年代是个兵祸不断、天灾频发的年代。从民元到30年代中期，无年不战。新军阀混战、五次“剿共”战事及地方军阀之间、与国民党中央政府之间的战争，已经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使人们对现实生活的信心大为丧失。据统计，仅1927-1930年这三年之中，动员了10万人以上的内战已经多达30次，年均10次之多。（注：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页。）中原大战仅河南一地的民众死伤近20万人，难民119万人，损失达129万余元，其破坏力之大，“欧洲大战恐亦无此等情形也”。（注：河南赈济会编：《豫灾纪实》，河南郑州1930年版，第51页。）人祸加剧了天灾，据张水良统计，这10年中各地区乃至全国性的自然灾害极为严重，发生率极高，年均3次，灾民多达700-1000万人以上。（注：张永良：《中国灾荒史（1927-1937）》，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1928年到1930年，一场罕见的特大饥荒席卷全国，25省均受严重损失，北方随处可见龟裂的土地、逃荒的人群和遍地的饿殍。1931年长江流域发生了如美国学者杨格称之为“世界历史中‘创纪录的水灾’”，（注：（美）阿瑟·杨格著，陈泽宪、陈霞飞译：《1927至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24页。）灾民多达1亿人，一时惨象遍地，悲歌四起，连蒋介石视察后也叹为：“极人世残酷之悲境，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注：《大公报》1931年10月3日。）1932年又发生了全国性的大瘟疫，死者无算。1935-1937年间，虫、旱、水灾几行全国，饿殍载道，灾民上亿。（注：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43-48页。）从史料中不难发现，农村经济解构的速度与程度加剧，耕地荒芜，人力流散，那种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已经无法维持，卖儿鬻女、食草琰尸之事屡见于报端。据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编的关于1931年《水灾区域经济调查》中所统计的资料来看，湘、鄂、赣及皖南、皖北、苏北、苏南的流离男子在其流离人口中占50%以上。（注：转引自吴文辉：《灾害与中国人口问题》，载《中国实业》，第1卷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