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于1927年11月间秘密来到上海。由于贺龙的名气大，国民党悬赏10万大洋买他的人头。考虑他的安全，中共中央打算送他去苏联学习军事。贺龙经过仔细考虑，认为自己更适合拿枪杆子，请求中央批准他回湘鄂西去“拉队伍”。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不同意，竟然说贺龙“回去要变成军阀”。周恩来在1928年1月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发言力斥此说。他断然回答：“贺龙不会变成军阀！”贺龙是在共产党处在困难时期加入到党的队伍里来的，是经过考验的，是信得过的。他全力支持贺龙回湘鄂西去“拉队伍”，并派周逸群和他一起去，组成一个小班子，周逸群任湘鄂边前敌委员会书记，以确立党的“有力的领导”。政治局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湘鄂西是贺龙生长的地方，他对这一带非常熟悉，并在这里有着巨大的声望。1928年初，他和他的入党介绍人周逸群先后到达洪湖和桑植地区，正是如鱼得水，很快就把几支农民游击队组织起来，并利用他在当地的社会关系建立起新的革命武装，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1929年3月19日，周恩来代中央起草致贺龙及湘鄂西前委指示信，强调在农村中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的重要性。信中说：“目前所应注意者，还不是什么占领大的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故你们此时主要的任务，还在游击区域之扩大，群众运动之广大，决不应超越了主观的力量（主要的还是群众的力量，不应只看见武装的力量），而企图立刻去占领中心工商业的城市。”关于游击战争的发展区域，原则上“应该是向着农村阶级矛盾与斗争到了更激烈的地方，党与群众的组织有相当基础的地方，以及给养丰富、地势险峻的地方为最宜”。并向他们介绍了朱、毛红军中党支部建在连队上的经验；以后去信又向他们介绍了朱、毛红军“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在内的游击战争指导原则，并强调“这些经验很可以作你们的参考”。9月间，中央指示湘鄂西游击总队改编为红6军，派孙德清去任军长（后由邝继勋继任），许光达任参谋长，周逸群任政治委员。1930年6月红6军与贺龙的红2军（红4军改称）会合编为红2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治委员，以此为基础后来组建红二方面军。随后成立湘鄂西苏维埃政府，周逸群任主席。
    鄂豫皖根据地和红1军，也是这个时期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和关注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个地区原来分为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块根据地。1929年5月，中央军委派徐向前到鄂豫边负责军事工作。1930年1月，中央巡视员郭述申在鄂豫边和豫东南巡视后回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周恩来化装亲自到郭的住处听他的详细汇报。随后周恩来又安排地方，找郭和许继慎、熊受暄秘密开会，对他们说：中央认为鄂豫边那些地方党内的地方主义、农民意识对党的团结是有影响的。为了克服边区党组织领导和红军指挥的不统一，中央决定成立鄂豫皖边特委，郭述申任书记，成立红1军军部，并指示：此地是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战略地位很重要，要建立起巩固的革命根据地。3月间，鄂豫皖特委和红1军军部正式成立，这便是后来的鄂豫皖中央局和红四方面军。
    由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一、二、四方面军和由他们开辟的三大革命根据地--中央革命根据地、湘鄂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这个时期都已初具规模。而这些都同周恩来实际主持下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大力扶持和具体指导是分不开的。更应该看到的是，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正是我们党能将工作中心由城市转移到乡村的必要前提和主要根据。这个时期内，中共中央（主要是周恩来）对红军游击战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等方面的指示，是比较适合实际情况的，没有多少后来那种“左”的错误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