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此前周恩来提出“主要特征”、“特殊产物”，分量还不够或不明确的话，那么这里周恩来已经明确提出了“中心”二字，而且还论证了这个“中心”的条件和趋势：有政权、军队，“要发展及于全国”，这应该说“乡村中心”的思想是十分明确了。
    周恩来的这个思想是在党的中央全会上提出来的，因此也代表了中共中央和党的中央委员们的基本一致的认识。正是如此，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两个值得重视的决定：
    一个是将一直坚持在红军战争和农村斗争第一线的毛泽东重新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将和毛泽东并肩作战的朱德第一次选为中央委员。这说明中共中央对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充分重视。虽然他们远在苏区而不能立刻在中央起明显的领导作用，但这对以后局势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另一个是全会正式审议批准了周恩来关于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倡议。全会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中明确宣布：“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完全同意中央政治局立即在苏维埃区域建立中央局的办法，以统一各苏区之党的领导。”规定：“苏区各特委凡能与苏区中央局发生直接关系的地方，都应隶属其指挥。”
    在六届三中全会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又提出：自己愿意去苏区工作，请求中央批准自己的要求。勇挑重担，总是拣最困难、最艰险的工作去做，这就是周恩来的高贵品格。中共中央批准了周恩来的请求，并指定他去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的书记。全会后选出的政治局常委是向忠发、周恩来、徐锡根三人，实际起核心作用的仍然是周恩来。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去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的书记，一可见这一组织的地位和作用之重要；二可见中共中央当时确已将工作中心放到了农村。而从当时中央最高领导层来看，也只有周恩来才有这个能力和水平去担当这个全党最中心、最重要而又最艰巨的任务。1931年底，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正式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从提出“乡村中心”到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周恩来实现了他思想上的一次质的飞跃--从“城市中心”到“乡村中心”的伟大转变。他不仅提出了“乡村中心”的思想，而且身体力行（主动请求担任中央局领导工作），亲身投入到这个中心中去，这就更加难能可贵。此后，他和毛泽东、朱德等“乡村中心”的先行者们并肩战斗，并指导着全国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在新的战线上为中国革命做出了更加卓越的贡献。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值得研究。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提出“乡村中心”时都没有明确否定“城市中心”。是不是仍然相信“城市中心论”呢？不是。这里的客观原因是：共产国际一直主张中国革命要走“城市中心”的道路，不相信“乡村中心”。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所以无论毛泽东或周恩来都不能公开提出与国际相反的观点，特别在方针、路线等重大问题上。就像遵义会议不能公开说王明路线是政治路线错误一样，因为王明路线就是共产国际的路线。这就是所谓的“投鼠忌器”。直到40年代，共产国际还是怀疑甚至不同意中国党的主张。1944年3月，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一文中讲过这样一件事情：“一九四○年我到共产国际去，共产国际的领导同志都还担心我们离开工人阶级太远了。我说我们在农村里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共产国际的一些同志听了之后大哗，不以为然。”（注：《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8～179页。）
    但是，到了40年代的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等的领导下，已经确立了独立自主的思想原则，共产国际的指挥棒已经不能任意左右中国共产党了。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周恩来“农村包围城市”（即“乡村中心”）的伟大思想理论指导下，终于在40年代末夺取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