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摆脱“城市中心论”的束缚--提出了“农民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国革命的主要特征”，一语惊欧洲
    1929年8月1日，周恩来修改发出了中共中央《告红军将领士兵同志书》，其中高度评价中国红军转战湘、鄂、粤、赣、闽数省，深入土地革命，创建工农政权，扩大苏维埃区域所进行的英勇斗争，指出，这不仅在革命的历史上“有伟大的光荣”，而且在促进新的革命高潮的前途上“亦有很大的意义”。随后，他指导中央军事部制定《目前扩大红军的计划大纲》，将全国红军划分为六大区域：闽粤赣朱毛红军、湘鄂西贺龙红军、赣西南红军、湘鄂赣彭黄红军、赣东北红军、鄂东北豫东南皖西红军。1930年初，他亲自主持建立了全国红军的统一编制，将全国红军编为自第1军至第13军共13个军，62700余人，共建有湘赣、赣南、闽西、湘鄂赣、闽浙赣、洪湖及湘鄂西、鄂豫皖，左右江等大小15块革命根据地，党所领导的红军游击战争扩展到了12个省的几百个县。在中国南部当时已有上百万农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1930年3月4日，周恩来代中共中央起草发出了《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中央通告第68号。通告明确指出：“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发展，的确要成为新的革命高潮的主要动力之一。”这个通告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乡村中心”的观点，但已将乡村与城市都作为“主要动力”而并提了。
    上述情况表明，周恩来的思想已经具备了发生质的飞跃的条件。
    1930年3月初，周恩来奉中央指派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途经德国时，应德共机关报《红旗报》的约请，写了《写在中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的文章，该报以社论形式发表在4月27日第1版上。文章在介绍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和红军发展的状况后，十分明确地提出：中国革命正在走向高潮，“农民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国革命的主要特征”（注：德共《红旗报》1930年4月27日译稿。）。也就是说，乡村工作是今日中国革命的中心。
    一语惊欧洲。对一向奉“城市中心论”为经典的欧洲共产党人来说，周恩来的文章引起了一场波澜。很多读者纷纷向报社探询作者是谁。《红旗报》在公开答复中给予高度评价：“这篇值得一读的文章的作者是我们的中国兄弟党中央政治局的一位领导成员”，文章“生动具体地展现了中国革命巨大高涨的图景”（注：德共《红旗报》1930年4月30日译稿。）。
    周恩来到莫斯科后，利用一切机会继续阐明他对中国革命特点新认识的基本观点。
    7月5日，他应邀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作题为《中国革命新高潮与中国共产党》的报告。在讲到中国革命的特点时又一次指出：“在游击战争与土地革命的发展中，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便有他特殊的产物--这便是中国工农革命的红军。”
    7月下旬，周恩来会见斯大林，同他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谈话，着重向他介绍了中国革命特别是红军的蓬勃发展情况。这是来莫斯科前周恩来亲手整理的材料，介绍起来生动而具体。斯大林居然被周恩来打动了，他改变了1928年时对中国革命的看法，认为应该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的第一位。于是，7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立即作出并发出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指出，“中国革命运动底新高涨已经成为不可争辩的事实”，但“此刻还没有全中国的客观革命形势”。而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与建立完全有战斗力的和政治坚定的红军，“在现时中国的特殊条件之下，是第一等的任务”--这个决议案承认了中国革命与俄国不同的“特殊条件”。这表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已经接受周恩来的意见了。
    可以说，此时周恩来已基本摆脱了“城市中心论”的束缚。
    四、明确提出“乡村中心”思想，倡议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完成了思想上质的飞跃--从“城市中心”到“乡村中心”的转变
    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前后，周恩来在努力纠正李立三错误路线的同时，明确提出了“乡村中心”的思想，倡议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实践中实现了全党的工作中心由城市向乡村转移。
    1930年8月26日，周恩来在中央总行委主席团会议上，首次提出一个伟大历史性倡议：为巩固统一苏维埃区域，“在苏区中必须成立中央局以指导红军及群众的工作”。总行委主席团接受了这一提议，立即决定在湘、鄂、赣三省成立中央局，直属中央。
    9月27日，周恩来在六届三中全会上作《组织报告》指出：“全国共产党员人数已经由六届二中全会时的七万人发展到十二万人，而其中大多数在苏维埃区域。”接着，他明确提出了一个思想观点：“现在中心是在苏维埃区域。不仅党是〔有〕政权的党，而且有红军、赤卫队，而且是要发展及于全国，所以更要加强组织上的领导。”（注：伍豪：《在三中全会中的组织报告》记录，1930年9月27日。）他进一步明确提出：现在全国工作布置的原则“首先是加强苏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