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扩大多学科、多层次合作
    扩大多学科合作，说来容易，其实很难。每一现有的学科、部门、单位等，都有自身长期形成的目标、规律和习惯，甚至利益诉求，不愿意改变，或不愿意有大的改变。但科学毕竟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面对新的公共目标和资源，进行新的课题和技术路线设计，需要创新的勇气、眼界和一定的办法，甚至将民主、争鸣和利益调整考虑其中。
    对于大型工程遗迹的研究，建筑学、土木工程学、环境科学及各专门史学的加盟十分重要。目前在此方面，考古学者主要是与各个专门史特别是建筑史的研究学者合作，这当然必要也需予以支持。但各专门史学者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是为所属专门学科发展和现代应用服务，主要方法是依据历史文献和已有的考古发现，长期以来形成自家习惯，很多还达不到前面所引《考古学》所说“应用于遗址发掘、测量、制图，对发掘出的遗迹进行复原或在现场保存”(18)的要求。而对于没有文献记载的人类最初的大型工程遗迹，几乎完全属于对未知领域的探索，问题复杂得多，不是一般的协作和综合研究能够解决，需要扩大参与研究的学科领域，将研究位置向考古现场前移，共同制定田野考古调查发掘计划并实施，进行复原研究和实验考古项目，着意创新理论、方法和技术。我国的一些采矿冶金史学者就是从被动利用考古出土资料开始，到主动“订货”，不断发展着与考古学者的合作。不久前又有学者与考古学者一道深入中条山进行田野调查，就是在这一方向上的努力开拓。
    此种跨学科合作的有效开展可能还需要有制度和队伍建设的考虑。如有些国家的考古组队制度，即要求考古队伍必须有专业的建筑师、测量师参加的做法，就值得借鉴。而我们往往是发掘出重要遗迹后再找专家，而且专家就那么几个人，于是留下诸多遗憾。
    就扩大多层次、多单位合作而言，学术界与基层的文物考古机构的广泛合作，不可轻视。机遇永远属于基层、属于一线。
    首先，大型工程遗迹的研究需要对很多重要古遗址地区的动土建设——不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给予特别注意。如牛河梁遗址群的人居聚落中心在哪里，一直是个不解之谜，是否在附近现在人口密集的城镇之下也尚未可知。但现山西运城市市区的地下，却有些线索。市区有池神庙，面南临盐池，正对着中条山，现存大殿殿基是元代的，长达近百米。追溯盐业早期发展，可能也与文明起源有关，野外考察固然易行，但城镇建成区之下也不可放弃。当地领导曾十分重视文明探源。多年前造访时，该地委书记历数当地十大优势，第一就是与文明起源有关的盐池，最后才讲到关帝庙建筑群。大型工程遗迹，包括城市遗址，多有早期甚至史前的来源，历代沿用、层叠分布，开展城市考古并探索早期遗迹十分必要和迫切。但由于这些遗迹一般破损严重，没有大面积考古揭露无法认识，所以任何动土对总体认识而言，都可能是资料的积累。这方面的很多经验值得总结。如地处广州市中心南越国宫署遗址的最初发现，当年基建施工暴露的石砌遗迹，若非那位研究革命文物的黎显衡先生散步时关注，或许就与我们失之交臂。又如长沙吴国简牍在市区建设中的发现，被誉为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城市考古的最伟大的成果之一，若非文物工作者在挖土机前拼死争取也是无法得到的。记得宿白先生就曾指出：像长沙走马楼一类的地方，应是考古重地，先列预算考古。
    其次，发现早期文字载体，也需要多样化的考古发掘现场。除了对特定时代的遗址、墓葬发掘安排技术攻关外，根据技术和设备研究开发的需要，在田野考古发掘项目较多的地方也可做出适当安排，增加机遇、积累，寻求多点突破。地区一级的多学科合作的力量，因为深谙当地状况，又便于长期深入合作，似应注意吸纳参加文明探源工程。如绍兴越国印山大墓发现后，当地的理工学院曾与文物考古机构合作，对出土木质文物的现场保护开展了坚持不懈的研究。
    扩大多层次合作也包括国际合作。文明探源既是中国文明探源，也是世界文明、人类文明探源。中国人自己的研究当然为主，但要令人信服，还要广泛争取多国合作。要合作，当然首先是对方有兴趣、有基础列入自家的计划；但我方也要据我所需，有所主导和选择。或可考虑这样两点侧重：
    1.以研究文明起源的田野考古学者为主
    历史考古的国际合作对象可以汉学家为主。文明探源则不尽然。选择合作者需扩大范围，最好是研究世界其他文明起源的专家。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早就开始了，愿意合作者应该大有人在。十几年前，一位美国学者，研究美洲玉米农业起源的老专家，身兼总统顾问，曾不辞辛苦到江西省的大山中，与我国学者合作研究稻作农业起源，给世界和中国留下了重要成果。
    2.以研究大型工程遗迹的有经验的专家为主
    如富有经验的区域考古学者、景观考古学者和实验考古学者等。据美国学者介绍，为了使区域方法更系统化，尤其是使人们能更好地研究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造，新出现了考古学分支——景观考古学。如秘鲁考古的例子会很有启发。1980年，在秘鲁的的喀喀湖，美国考古学家和秘鲁农学家发现了古人大规模改变景观的遗存。为了确定该系统的作用和潜力，他们修复了其中一片田地。这一实验考古项目证明该系统比现代机械化农业要优越得多，于是高原农民开始使用祖先的农业体系以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19)。这种景观考古，特别是作用于大地的实验考古方法，我国还缺乏经验。而这种方法，不仅对文明探源工程，就是对大遗址保护、生态文明建设，也有重要意义。
    国际合作还应当是双向的。中国学者也有必要走出国门，研究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类文明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