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超越既有引领未来
    经过我国考古和有关学界的不断努力探索，中华文明探源已经取得很大成绩，只不过与世界其他几大文明的研究相比较，还有一定差距。多年前科技部、国家文物局将其确立为重大科技专项，称之为文明探源工程，并非要取代正常进行的研究，而是从政府职责即促进科技进步和加强文物保护出发，组织更为广泛的多学科合作和更突出重点的经费支持，以使得这一与自然环境、人类工程等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问题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在中央科技和文物工作方针指导下使文明探源工程取得实效，科学和技术界，包括已经参与和有待参与研究的各学科各领域，有必要不断提高对于工程意义的认识。
    人类和中国的文明起源阶段的遗产，是全部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遗产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新中国首任文物局局长和考古所所长郑振铎在1956年曾作过巧妙而且中肯的概括：“希望人人能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来保护地面和地下的文化保藏，这不仅仅是为了学习遗产推陈出新的需要，还要为后代的子子孙孙保存文化遗产，作为对他们进行爱国爱乡教育的力证。”(20)推陈，这里当然不是推倒、推掉的意思，而是学习、推敲、研究、探索。对于任何国家、地区甚至乡村，保护遗产，都有他所指的两重意义。增强人民及其后代的创造力、凝聚力与和谐度，无可指摘且应提倡。但对文明起源阶段的遗产进行研究和保护，还有其特殊意义。
    文明探源是世界性的重大课题，对于中国政府和科学技术界而言，对现今国土上人类文明起源的研究也是不可回避的责任。文明探源，就是探索从没有文明到有文明，从没有国家到产生国家。这样一个过程在世界各地虽有差异，但共性为主。个性的发展以及相互的纷争主要是进入文明以后的事情。人类文明已经高度发展的今天，在经过了几千年纷争和对自然界破坏以后，已经应当考虑如何建立和谐世界的问题，即人类社会各国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而凝聚世界力量的目标，是共同善待自然界。因此，探索和总结文明开端时的人类作为，特别是与大自然的关系，应是文明探源的主要目的，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
    对这种意义的思考，笔者曾受到某电视台译制播出的“寻找‘玛雅文明’的母亲城”考古专题片的启发。该片介绍一些考古学家在中南美洲调查发掘最早的文明遗迹，开始找到的遗址群年代为公元前1300年，不过后来发现一处，经研究属于公元前2600年。该片认为，那里简直就是“台型建筑群的世界”。这是一个多么新颖的概括！（江浙一带距今五千年前后不也是台型建筑群的世界吗？可惜这一世界正因城镇化而被夷平）更为令人惊异的是，那位考古主持人特地请来研究军事考古的专家现场考察，结果不见任何战争迹象，于是得出结论：“战争催生文明”的提法是不确切的，和平也可以催生文明。
    思考人类正面临的根本问题，实现古与今、中国与世界考古的接轨，也是中国文物考古界的长期追求。苏秉琦先生《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曾写道：“距今一万年以来，从文明产生的基础——农业的出现，刀耕火种，毁林种田，直到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取得巨大成就，是以地球濒临毁灭之灾为代价的。中国是文明古国，人口众多，破坏自然较早也较为严重。而人类在破坏自然以取得进步的同时，也能改造自然，使之更适于人类的生存，重建人类与自然的协调关系。中国拥有在这方面的完整材料，我们也有能力用考古学材料来回答这个问题，这将有利于世界各国重建人类与自然的协调关系。”(21)
    以更丰富的视角观察文明起源，有益无害。对文明最普通的解释就是相对于野蛮而言的。野蛮包括杀戮、战争，在国家文明产生之前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当然不可避免。但只靠战争和杀戮，人类无法应对自然。通过有组织的劳动，摆脱野蛮，取得更多自然资源，正是人类的进步。例如寺墩水利较良渚发现早；东山崧泽大墓的锛显然是工具；良渚文化的玉钺，难道一定是象征军事权威而非生产劳动的权威吗？那就不一定了。砍伐大概在当时很重要，不仅为了建造，可能还有获得农耕土地、改善环境、防范瘟疫等作用。人类最初的国家文明，应当主要是团结起来应对大自然的产物。人类最后的国家文明，就是进入新的非国家文明之前的高级阶段，或是共产主义“大同”之前的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吧，也应是如此。
    因此，所有已经取得成绩的各界都应设法调整和超越自己，突出重点，把握性质，扩大合作，去完成这一人类和中国文明探源的伟大跨越，支撑当前发展，并引领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