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
    春秋时期，生产力有某种质变。铁器和牛耕的推广，使大范围垦植土地成为可能。新兴地主及农民最关注得到土地，于是争夺土地的斗争日益激烈起来。仅据《春秋》242年的记载，各国间的军事行动凡483次，朝聘盟会（也是大国对小国的一种掠夺）凡450次。大国与大国、小国与小国、华夏与戎狄，动辄兵戎相见，不过春秋时期战争规模不大。到了战国中后期，战争规模十倍百倍于春秋，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首先，全民皆兵，全民均处于战备状态。“考苏秦张仪说，计秦及山东六国，戎卒尚存五百余万，推民口数尚当千余万。”①惊人的兵民比例！其中秦“奋击百万”；楚“带甲百万”；齐赵燕合计约在二百万左右；魏七十万；韩三、四十万②。战国人口约二千万，成人以一半计，男子又以一半计，岂不是全民皆兵？看来，除了各国都拥有相当数量的常备兵外，其余统统实行兵民合一，兵民不分，有事调集为兵，无事散处为民。其次，战争极为频繁。据《战国策》、杨宽《战国史》等载，公元前321年以后的战国最后一百年里，各国有战争的年头，秦为八十年， 魏为三十八年，韩为三十一年，赵为四十七年，楚为二十七年，燕为十九年，齐为二十年。秦几乎无岁不征、无年不战；其他六国虽然平均四、五年或二、三年一战，但每战常常是一连数年不断。《管子·参患》说：“一期之师，十年之积蓄殚；一战之费，累代之功尽”。《侈靡》说，逢战之时，“丈夫走祸，妇人备食，内外相备”，全民投入战争，碰上种收季节，“一日，败费千金”。可见人民负担是何等之重。国家要对付战争，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其三，惊人的战争规模。战国前期，交战双方用兵不过十万左右。“吴起之用兵也，不过五万”。③而战国后期已经是数十万乃至百万之众了。战争持续时期已由春秋的数天增加到数月甚至数年。战争规模大，死伤自然也多。公元前293年秦将白起大破韩魏联军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公元前260年，秦俘虏赵军四十余万，都活埋了。由此可见， 当时及龄男子随时有被强迫编入军队的可能。“临淄七万户，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以二十一万矣”④。必要时还组成壮女军，负责运输守卫，男女之老弱担负后勤事宜。这真是罕见于世界的兼并战争。在这种条件下，要么千方百计地适应战争，在战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要么国破家亡。剩下的路只能是：一切服务于战争，一切为了战争，战争的需要高于一切。久而久之，这种需要变为社会的需要，而且是社会各方面的巨大需要。
    1.经济方面的需要首先，需要足够的粮食。这么多人打仗，没有足够的粮食是万万不行的。因此农耕不能不视为国家存亡之本，不能不举国责之以农。同时理所当然地要抑制、打击影响农耕的阶级和阶层。其次，需要足够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战时必须勇猛作战，平时必须勤于耕作，召之即来，来之能战，归之勤农。因此耕与战并提，责之以农的同时，举国责之以兵。其三，需要充足的金钱、物资。孙子说：“十万之师，日费千金”。何况数十万、上百万之军，历数十数百日呢？上述需要决定了政治必须对经济进行全面的、强有力的干预；对生产、流通、交换、消费乃至分配领域，进行全面干预。
    2.政治方面的需要这方面最大的需要是要有一个适应战争的、高度集权的国家。与经济方面的需要相比，政治方面的需要显得更直接、更急切、更严峻。首先，局部必须服从整体，地方必须服从中央，步调必须一致，号令必由一统；其次，人民必须服从统一的指挥，各级官吏必须服从君主，并且要绝对服从；其三，需要将各方面的力量组织起来并有效地加以控制，以便为战争服务。没有这三点，战争的胜利就难以保障。这些显然不是西周分封制那样的国家所能解决的。必需有一个适应战争的新国家。这种国家，第一，必须是中央集权的，不能各行其是，更不能分裂割据；第二，必须是统治阶级保持高度一致的国家，而不能是你争我夺的，因而必须是君主专制的；第三，必须用严刑峻法、专制主义的统治方法统治人民，以换取人民的绝对服从。
    3.思想文化方面的需要这需要是双向的。一方面，战争需要控制舆论思想文化，禁止不利于战争的思想言论扩散。另方面因为战争不仅是军事和经济力量的较量，而且是智力的较量，在某种情况下，斗智比斗力更为重要，斗智的失败同样会招致灭亡。而智力却需要自由的条件。因此君王不得不赐予“贤智者”这种自由，以及优厚的生活条件：“卑辞厚币以招贤者”，养士游说、百家争鸣由此而兴。由于战争首先需要讲求兵法，所以军事科学最早发展起来，汉初张良、韩信整理兵法书，共得182家，战国占大多数。同样战争更要讲求政术，发展政治科学，因而儒、墨、道、法诸家及他们各个流派的政治学说发展开来。同时兴起了合纵连横的理论，产生了一批外交家、谋略家。在“杀人盈城、杀人盈野”的条件下，幻想恢复礼制、施行仁政的孔孟学说，只能受到君王敬而远之的待遇。而兼爱、非攻、寝兵、贵生、重己诸说，就难免不遭到法家的猛烈抨击了。什么样的政治学说才是最需要的呢？那就是“举事实、去无用”、力主耕战强兵、加强专制主义的法家理论。这种理论经过治国用兵的考验，证明确实是富国强兵的：魏国最早用法家李悝、吴起进行变革，使魏成为战国前期最强国；吴起逃楚，楚用吴起变法，使楚出现“南收扬越、北并陈蔡”⑤，“却三晋、西伐秦”⑥的强盛局面。战国中期，秦用商鞅，齐用邹忌变法，从而使秦齐同时崛起于西方东方。商鞅死，秦法未变，以致秦越战越强，终于灭六国，一统天下。法家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逐渐总结春秋战国的历史经验，精心设计了专制主义的新型国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