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的精心设计
    专制主义本来是战争中形成的一种管理手段、统治方法，法家逐渐地、全面地总结了它，使之理论化、制度化。始初它着重于对社会的管理，人民的统治，即商鞅、慎到的“法”、“势”，韩非不仅使之进一步丰富完善，而且侧重于御制群臣的“术”。《管子》则充实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方面，综合齐、秦法家，兼及儒、道之治道。所以法家设计的专制主义，第一层次是封建统治阶级对于社会、人民的专制主义；第二层次是君王御制群臣的专制主义。此两者运用到政权建设上，则成为封建国家政体的组织原则。
    1.第一层次的专制主义法家总的主张是“务在弱民，本在制民”。《商君书·弱民》说：“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因为“弱则轨，弱则有用”，弱之制之一如熔炉中的铁，陶范中的泥。如何弱而治之呢？
    （一）以刑为主，严刑峻法。商鞅、韩非力主轻罪重罚，如此则轻罪不生、重罪不至。这叫“以刑去刑”。赏固然不可缺，但“刑九赏一”。《管子》主张“慎罚”，指出“杀戮不足恃”，但管说为秦所不取。
    （二）重本抑末。农，除了是战争和赋税的主要承担者外，用《商君书·垦令》的话说，“农朴”、“畏令”、“下不非上，中不苦官”，“不贵学问”，易于统治。而“诗书游说之士”、“处士”、“隐士”、“技艺之民”、“工商”，凡此五民大不如农，他们“轻禁”、“轻君”、“易徙”、“非上”、“议上”，无耕作之劳及临战之危，却富贵于农战之民（《算地》）。因此一方面，“民之欲利者，非战不得”，另方面“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对于“事末利怠而贫者”，连同妻妾儿女，一并收为官奴婢。而所谓“尊本”，除了按夫授予田宅，重赏军功外，其他就是对人民生活的干预：“声服（音乐、服饰）无通于百县”，取消旅店、不准自由迁徙，甚至禁止饮酒等（见《垦令》）。
    （三）什伍连坐，重赏告奸。农工商军、官吏及其家属，以至宫廷，一律编为什伍组织、相互监督，“夫妻交友不得弃恶盖非”，相互隐瞒。用严酷的连坐法及重赏来实现什伍的责任。“告奸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腰斩”。统治阶级上层同样行连坐（《商君书·禁使》）。
    （四）国家必须掌握土地。“地者，政之本也。”要“均地分力”，“与民分货”。国家必须控制得利最厚的产业：“官山海”，“挟其食，守其用”--官营盐铁、控制粮食与货币。同时要管理市场、吞吐物资、控制物价，既可调通民利，又可伺机理财谋利（见《管子》“乘马”、“海王”、“国蓄”、“轻重”篇）。
    （五）焚诗书愚黔首，实行文化思想专制。法家认为诗书游说，不仅影响耕战，而且乃是一种危险因素。《商君书·农战》曰：“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皆怠于农战矣”。《韩非子》（“五蠹”、“六反”篇）把“学者”、“言古者”列为国蠹之首，“奸伪无益之民”。商鞅早就主张“燔诗书明法令”。《管子·法禁》主张“齐士义”，齐的手段是强者折、锐者挫、坚者破，绳之外诛。
    2.第二层次的专制主义其主要内容是：地方大权归于中央，中央之权集于君王。法家反对分封制：“毋与人以壤”。《管子·山至数》说：如果像西周那样分封，到一定时候，必然会“伏尸满衍，兵决而无止”。商鞅变法的一个主要内容是普遍推行县制。各国的变法实际上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因而法家著作对此着笔不多，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设县置郡后，如何集权于君王，如何防止人臣擅权侵主。
    首先看法家的君臣观。所谓君主专制，主要是对臣而言的，即君王独擅权势。但是在“君垂爵禄，臣卖智力”的君臣关系下，人臣在爵禄上总是贪得无厌的，而爵禄也是一种权势，因而“君臣上下一日百战”。只要条件具备，人臣都可能成为“阳虎”--时刻觊觎着王位，或者做伤害君王利益而符合自己利益的事。比如后妃、太子，可谓至亲至爱，但有时它们却希望君王早死，因为他们担心妻妾众多的君王会因爱的转移而变易储君，以致影响自己的利益。所以万万不可只看到君臣利益相同的一面，还必须注意利益相异的一面。《管子·君臣下》、《韩非子》“杨权”、“奸劫弑臣”说：对于君主专制的主要危险来自“中央之人”、大臣、重臣，甚至主母、后妃、子姑、兄弟。“难之从内起与从外作者相半也”。因此对一切人都不可太信，“人主信人则制于人”，只有全面多方加以戒备才能有备无患。
    其次，君主独擅权势。君之所以为君，臣之所以为臣，是因为权势在君。权势是制臣胜众之资，犹如虎之爪牙筋力。“主失势则臣得国”。因此君王必须：（1）“威势独在于主，不与臣共”。君王必须控制“文武威德”，即行政权、军权、惩罚与赏赐权。同时“生法者，君也”，立法权也要控制（《管子》“明法解”、“伍法”篇）。（2）法家强调权势独断，并非不要兼听多听，听要“多其门户”，甚至鼓励进谏、廷议、咨询，但君王拥有最高最后决断权。一当决定，必须绝对服从，凡留令、亏令、不行令、不从令、益令，“五者罪死不赦”（《管子·重令》）。（3）独操人臣生、杀、富、贵、贫、贱之“六柄”。（4）君尊臣卑。对于君王最重要的是自身的“至贵”、“至尊”、“主势之重”、“主势之隆”（《韩非子·爱臣》），对此万万不可忽视。
    其三，防止“大臣太重”。韩非认为战国后期之“公患”是“大臣贪重”，因此必须抑之：（1）不得末大于本，臣“不得藉威城市”；（2）臣不得专兵权，不得臣士卒，“命将太重，边地太守太尊”是不行的；（3）臣不得制财利专财权，“臣得制财则主失德”；（4）臣不得私施救济，不得私买人心与君争民；（5）臣不得“树人”专人权，“臣得树人曰壅”；（6）臣不得擅行令，“臣擅行令则主失制”；（7）臣不得有刑赏之权，“失刑德则臣易其君”；（8）禁止臣下结交成党，“大臣之门，唯恐多人”，一旦发现就要“散其党，收其余，闭其门，夺其辅”；（9）“大臣有行则尊君”，一切功德美名必须戴在君王头上；（10）必要时质其妻子，设置暗探，直至暗杀（见《韩非子》“孤愤”、“和氏”、“主道”、“爱臣”、“扬权”、“八经”篇）。
    将这些主张付诸行动，不就是双层次的专制主义？运用到政权组织上，不就是全能的封建国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