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史学的历史长河中，清代初期及晚清时期史学的经世致用思潮一直为后世史家所称道。但因所处时代不同，清初及晚清史学的经世致用各有特色，其表现形式有不同之处，经世作用也各异，对此罕有人论及。长期以来，人们把乾嘉史学看作背离经世致用的典型加以批评，但乾嘉时期不乏经世史作。如果我们把清代初期、乾嘉时期及道咸以降史学的经世致用思潮加以比较，则不难发现清代史学经世致用思潮演变的轨迹及其与时代变迁、社会发展的紧密关系，同时也可以看出史学自身的价值及其社会价值。
    一
    清初，一些学者含亡国之痛，把明亡之因与明末学术的空疏之风相联系，认为空疏学风是华夏政权倾覆的重要原因之一，于是力诋空疏无用之学。顾炎武批评以往学者：“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他感慨道：“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勠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①黄宗羲“尝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不读，但从事于游谈。学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乃不为迂儒。”②于是诸学术大师竭力倡导实学，以经世致用为治学宗旨。
    清初史学经世致用风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提倡实学，力诋空言。史学要起到经世致用的作用，就必须成为一门实学，实学与经世是统一的。清初史家积极从事实学，务去空言，探讨有关国计民生的史事。黄宗羲说：“古者儒墨诸家，其所著书，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为民用，盖未有空言无事实者也，后世流为词章之学，始修饰字句，流连光景，高文巨册，徒充污惑之声而已，由是而读古人之书，亦不究其原委，割裂以为词章之用，作者之意如彼，读者之意如是，其传者，非其所以传者也。”③汤斌说：“窃谓学者为文，必内本于道德，而外足以经世，始不徒为空言，可以法今而传后，否则词采绚烂，如春花柔脆，随风飘扬，转眼萧索，何足贵也。”④有清一代史学，无论是乾嘉史学还是晚清史学均继承了清初史学的实学传统。
    2.主张文须有益天下，文章无关世道者、无益天下者不作。顾炎武说：“文之不可绝于天地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勦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⑤浙东史家邵廷采认为“文章无关世道者可以不作，有关世道者不可不作，即文采未极亦不妨作。”⑥在这种“文须有益天下”的风气推动下，经世史作层出不穷，其显著者为顾炎武的《日知录》和《天下郡国利病书》。前者总结了历史之得失，后者经世作用最浓，“言言可以见之施行”。全祖望评论说：顾炎武自“崇祯己卯后，历览二十史，十三朝实录，天下图经，前辈文编说部，以至公移邸抄之类，有关民生之利害者随录之。旁推互证，务质之今日所可行，而不为泥古之空言。”⑦黄宗羲在当时学界研究明史的风气甚浓、总结明亡教训甚盛的情况下，撰写《明夷待访录》受到史家推崇，被推许为“经世实录”。顾炎武读是书时称赞说：“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⑧至清代末期，此书仍激励着一代学人，梁启超称之“对于三千年专制政治思想为极大胆的反抗。在三十年前--我们当学生时代，实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兴奋剂。我自己可以说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此外书中……许多警拔之说，……虽在今日或将来，依然有相当的价值。”并说：“光绪间，我们一班朋友曾私印许多送人，作为宣传民主主义的工具。”⑨其文有益天下，可以想见。
    3.主张研究国计民生的史事，反对雕虫小技的繁琐史学。顾炎武认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⑩刘继庄也有类似论述。（11）由于此风所被，清初史学，探索国家治乱之源及生民根本之计者为多。但此风并未贯彻清代史学之始终，乾嘉时期，此风大减，至道咸时期始得恢复。
    4.以治当代史为主。清初史家如顾炎武、黄宗羲、钱牧斋、潘柽章、吴炎、谈迁、张岱、查继佐、万斯同、邵廷采、刘继庄、戴名世、傅维麟等曾从事明史及南明史的撰述，他们中有的人虽然主观上以“修故国之史以报故国”，但总结明代历史，客观上对当时有不可低估的经世作用。如刘继庄说：“今之学者，率知古而不知今，纵使博极群书，亦只算半个学者，然知今之学者甚难也。农政一事，今日所最当讲求者，然举世无其人矣。”（12）与清初相比，乾嘉时期治古代史的风气显得格外逊色。乾嘉史家竞治古史，钱大昕对此曾评论道：“自惠戴之学盛行于世，天下学者但治古经，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谓之通儒乎？”即使如戴震那样的大师也“以肆经为宗，不读汉以后书。”（13）
    以上事实说明清初史学经世致用风气之盛，但“经世”之学并非清初史学所独具，如乾嘉史家也力持实学，道咸史家也从事当代史的撰述等等。需要强调的是，清初史家与乾嘉、道咸史家所处时代不同，因此清初史家的经世致用也就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
    首先，清初史家主张“立言不为一时”。如果把清初史学同道咸及其以后史学相比较，这一点显得格外突出。清初有成就的史家大都为遗民学者。一方面，他们对明末空疏学风深恶痛绝，主张经世实学，另一方面，他们又拒绝与清统治者合作，不愿其学术为清廷服务，而是主张史学要为天下，为民，为“后世”、“异世”服务。这种思想在一些史家的著述中屡有反映。如顾炎武著《日知录》是为了“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也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他在给潘耒的信中谈得更为明白：“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然此等故事，不欲令在位之人知之。今日之事，兴一利便是添一害，如欲行沁水之转般，则何南必扰，开膠、莱之运道，则山东必乱矣。”又说：“吾辈学术，世人多所不达，一二稍知文字者，则又自愧其不如，不达则疑，不如则忌，以故平日所作，不甚传之人间。”（14）所以经后来之世，其立言不为一时，其著述以备后世之采用。潘耒在为《日知录》作序时写道：“呜呼！先生非一世之人，此书非一世之书也，魏司马朗井田之议，至易代而后行，元虞集京东水利之策，至异世而见用，立言不为一时，录中固已言之矣，异日有整顿民物之责者，读是书而憬然觉悟，采用其说，见诸施行，于世道人心实非小补。”（15）其他一些史家也有类似情况，如刘继庄治西北水利史，“欲取二十一史关于水利农田战守者，各详考其所以，附以诸家之说以为之疏，以为异日施行者之考证。”（16）戴名世说：“昔者圣人何为而作史乎？夫史者，所以纪政治典章因革损益之故，与夫事之成败得失，人之邪正，用以彰善瘴恶，而为法戒于万世。是故圣人之经纶天下，而不患其或敝者，惟史以维之也。”（17）虽然清初史家著述主观上为“天下”、“后世”，为“异日”、“异世”，但因所探讨者皆为国计民生之史事，所以不仅对后世，同时对现实也起了不小的经世作用。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清初史家着眼点不是放在现实的基点上，因而他们探讨的一些史事得失很难施行于当世，这就使他们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顾炎武著述时说：“惟炎武生于明末，喜谈经世之务，激于时事，慨然以复古为志，其说或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18）但我们对此不必苛求，此乃时代使然。
    其次，清代初期史学经世范围广博。清初史家大都为博通的学者，他们不专治一经一史，凡有益天下者无不索其源，有关民生者无不探其奥。以顾炎武《日知录》为例，史事取自上古至明代，领域涉猎经济史、政治史、制度史、文化史、社会史、思想史、史学史以及历史地理学等学科。黄宗羲不仅是史学家而且是思想史家，并且在哲学、经学、天文学、地理学、历学、数学等领域均有很高的造诣。著述丰厚。即以专门之学见长的史家，其实也是学问非常淹博的学者。如以明史专家的形象出现在史坛的万斯同，其学问绝非限于明史，除著有《明史稿》外，其他经史之作相当丰厚。李邺嗣说万斯同“通古今，无所不辨”，其于“经学，能与汉、宋诸儒辨及微芒；于史学，能取历朝设官仪礼，兵刑田赋诸大政，尽考得其详，而尤善识三百年之文献，间发为古文词，识力深健，不减欧曾；为诗亦能窥盛唐大家之室。”（19）还有些学者涉猎范围之广阔，很难将其定为哪个领域里的学者，如刘继庄，不仅治史学，而且从事地理学、音韵学等学科，王崑绳说刘继庄于“礼乐、象纬、医药、书数、法律、农桑、火攻、器制，傍通博考，浩浩无涯矣。”（20）清初史家学问淹博，其经世范围之博大浩阔非乾嘉和道咸史家所能比拟。乾嘉史家治史学科虽号称博雅，但范围狭窄，像钱大昕、王鸣盛、赵翼那样治通史的史家并不多见。道咸史家虽紧扣时代之脉搏，却多专门之学，如有人专治边疆史地学，有人专治本朝史，经世范围远不如清初广博。这是因为他们所处时代与明清鼎革、天崩地解的时代不同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