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乾嘉时期，考据史作主盟史坛，边疆史地学及本朝史著述并不是乾嘉史学的主流；道咸以降，治史风气大变。学者们有感于国家外患内乱，时局倾危，力持讲求实效的治学宗旨，经世致用风气渐趋复活，考据之学，远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因此，当时“士大夫多喜言文术政治，乾嘉考据之风稍稍衰矣。”（31）对此，近代学者如梁启超曾有如下精辟的分析：
    所谓由环境之变化所促成者何耶？其一，清初‘经世致用’之一学派所以中绝者，固由学风正趋于归纳的研究法，厌其空泛，抑亦因避触时忌，聊以自藏。嘉道以还，积威曰弛，人心已渐获解放，而当文恬武嬉之既极，稍有识者，咸知大乱之将至。追寻根原，归咎于学非所用，则最尊严之学阀，自不得不首当其冲。其二，清学之发祥地及根据地，本在江浙；咸同之乱，江浙受祸最烈，文献荡然，后起者转徙流离，更无余裕以自振其业，而一时英拔之士，奋志事功，更不复以学问为重。凡学术之赓续发展，非比较的承平时代则不能。咸同间之百学中落，固其宜矣。其三，‘鸦片战役’以后，志士扼腕切齿，引为大辱奇戚，思所以湔拔；经世致用观念之复活，炎炎不可抑。又海禁既开，所谓‘西学’者逐渐输入，始则工艺，次则政制。学者若生息于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有，忽穴一牖外窥，则粲然者皆昔所未睹也，还顾室中，则皆沈黑积秽。于是对外求索之欲日炽，对内厌弃之情日烈。欲破壁以自拔于此黑暗，不得不先对于旧政治而试奋斗，于是以其极幼稚之‘西学’知识，与清初启蒙期所谓‘经世之学’者相结合，别树一派，向于正统派公然举叛旗矣。此则清学分裂之主要原因也。（《清代学术概论》）
    由此可见，道咸以降社会环境之变化，使史学发生了重大变革，经世史学骤然复活，至清末不衰。晚清史学的经世致用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边疆史地学成为显学。如果说乾嘉时期边疆史地学的出现是受清廷对边疆的勘定所影响，那么，道咸时期边疆史地学的兴起则是由外国殖民主义者对我国边疆的觊觎所刺激。道咸以降，治边疆史地学者，代有其人。其显著者有龚自珍、魏源、张穆、何秋涛、吴钓、丁谦等人；其著述如雨后之春笋般地涌现出来。龚自珍不是专门史家，但“于史长西北舆地”，著有《西域置行省议》、《北路安插议》、《御试安边绥远疏》、《上镇守吐鲁番领队大臣宝公书》、《擬进上蒙古图志表文》、《蒙古像教志序》、《蒙古水地志序》、《蒙古台卡志序》、《蒙古寄爵表序》、《蒙古氏族表及在京氏族表总序》、《蒙古册降表序》等文。他见徐松所撰《哈萨克世次表》、《布鲁特头人表》后，叹为当代奇书，于是撰《蒙古图志》凡三十篇。这些著述直接为现实需要而发。如龚之房师觉罗文庄公宝兴任吐鲁番领队大臣时，即上书“备论天山南路事宜，及抚驭回民之策，并录《西域置行省议》献之，盖议迁议设，撤屯编户，尽地力以剂中国之民，实经画边陲至计。”（32）龚还将自己边疆史地著述供史馆采用，他在《上国史馆总裁提调总纂书》中说：“自珍于西北两塞外部落，世系风俗形势，原流合分，曾少役心力，不敢自秘，愿以供纂修协修之采纳。”（33）其他治边疆史地学者，如张穆撰《蒙古游牧记》、何秋涛撰《朔方备乘》，均为当时有为之作。祁寯藻在《蒙古游牧记·序》中说，该书可以使“读史者得实事求是之资，临政者收经世致用之益”。何秋涛究心时务，博极北徼史地之书，其治学“要归诸实用”，“盖究心经世之务，尝谓俄罗斯地居北徼，与我朝边卡相近，而诸家论述，未有专书，乃采官私载籍，为《北徼汇编》”，后赐名《朔方备乘》。（34）此书《凡例》中说：“是书备用之处有八：一曰宣圣德以服远人，二曰述武功以著韬略，三曰明曲直以示威信，四曰志险要以昭边禁，五曰列中国镇戍以固封圉，六曰详遐荒地理以备出奇，七曰征前事以具法戒，八曰集夷务以燭情伪。”毫无疑问，边疆史地学的兴起，本身就带有强烈的经世色彩，在当时清廷边务中起到的经世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2.当代史研究成为风气。晚清时期，记述当代史书层出不穷。如钱仪吉辑《碑传集》、魏源撰《圣武记》、吴庆云撰《石渠余记》、李元度撰《国朝先正事略》、李桓撰《国朝耆献类征初编》、王闿运撰《湘军志》、王先谦撰《东华录》等。记载鸦片战争的史书，如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梁廷枬《夷氛闻记》、夏燮《中西纪事》等更是举不胜举。这些有关本朝史书的涌现，其目的在于经世致用。如钱仪吉在《碑传集》后序中说：“辑诸家碑蒐罗旧闻，谓其有裨于实用也。”魏源以清朝“幅员广，武功实迈前古，因借观史馆官书，参以士大夫私著，排比经纬，成《圣武记》四十余万言，晚遭夷变，谓筹夷事，必知夷情，复据史志及林则徐所译西夷《四州志》，成《海国图志》一百卷。”（35）魏源在《圣武记·叙》中谈到撰此书的动因和过程时说：“晚侨江、淮，海警飚忽，军问沓至，忾然触其中之所积，乃尽发其椟藏，排比经纬，驰骋往复，先取其涉兵事及所论议若干篇，为十有四卷，统四十余万言，告成于海夷就款江宁之月。”王庆云撰的《石渠余记》通篇为有清一代政治、经济的经世文字。魏源为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选录诸家奏议、文集中“存乎实用”的文章。他在谈到该书选择标准时说：“书各有旨归，道存乎实用。志在措正施行，何取纡途广径？既经世以表全编，则学术乃其纲领。凡高之过深微，卑之溺糟粕者皆所勿取矣。”因为“时务莫切于当代”，所以“凡古而不宜，或汎而罕切者，皆所勿取矣”，“凡于胜国为药石，而今日为筌蹄者，亦所勿取矣”。由于该书不是为了藏之名山，以待后世，而是为当世之需，所以未脱全稿，便付刻印。就此，魏源曾这样写道：“欲脱全稿，尚待他时，先出是编，以质同志，盖欲识济时之要务，须通当代之典章，欲通当代之典章，必考屡朝之方策。选举、考察、职掌之必悉，而后可以审立官，赋榷、俸饷、出入之周知，而后可以制国用。度律、等威、服制，不明其别，何以辨五礼之仪文？山川、关塞、邮驿，不审其方，何以筹九州之控驭？”（36）
    正是由于上述史作带有的经世气息，为现实所用，方使这些著述拥有大量的读者，如《圣武记》一书，“当海疆不靖时，索观者众”，所以“随作随刊”。清初史家治当代史即明史蔚成风气，是“以修故国史以报故国”，客观上虽然为后世起着经世作用，但是在主观上却是对故国怀有深厚感情。而道咸时期学者则不然，他们治当代史是为当代服务，把历史之得失紧紧扣住时弊。如魏源在集明代三百年议论食政文章时说：“黄河无事，岁修数百万，有事塞决千百万，无一岁不虞河患，无一岁不筹河费，此前代所无也；夷烟蔓宇内，货币漏海外，漕鹾以此日弊，官民以此日困，此前代所无也；士之穷而在下者，自科举则以声音诂训相高，达而在上者，翰林则以书艺工敏、部曹则以胥吏案例为才，举天下人才尽出于无用之一途，此前代所无也；其他宗禄之繁，养兵之费，亦与前世相出入。”“立乎今日以指往昔，异同黑白，病药相发，亦一代得失之林哉！”（37）这种治史紧扣现实的良好风气，实为前代所未有。
    由此不难看出，道咸时期的史家虽然学问不如清初史家博大浩阔，不如乾嘉史家精深缜密，但他们的史作却紧紧地和时代的需要联接在一起，其价值也就表现得更加突出，也就更赋于史学以新的生命。清初史家将其经世史作以待后世之采纳，而晚清史家则认为“以切时之言，无须身后始出”。（38）他们的治史观念有同有异。乾嘉考据史作间接地有用于社会，而道咸史家主张“经术即治术”，将史作直接应用于时代，史趣相异。
    综上所述，清代史学的经世致用思潮经历了清初、乾嘉、晚清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我国史学都做出了贡献，但从三个时期史学经世致用的演变历程中，我们不但可以考察出史学的发展规律，同时也可以探讨史学研究与时代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