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乾嘉时期史学发生了很大变化，考据学风靡学界，多数史家埋首校勘古籍，纠谬史事，与清初经世致用之风气相去甚远，因此，倍受后世学人之责难。实际上，对乾嘉史学应做具体分析，不能一概斥之为背离经世致用之学。考据史家并不排除经世致用的治学宗旨，其著述中也经常反映出经世致用的治史思想。如钱大昕非常欣赏顾炎武“文须有益天下”那句话，并把这段文字抄在《十驾斋养心录》中。他认为司马光《资治通鉴》中，“皆古今不易论，以资治名其书，斯无愧矣。”赞同史学的资治作用。他还说：“蔡京禁人读史，以通鉴为元祐学术，宣和所以速祸也。”很看重史学的社会效益。（21）他在谈到为文宗旨时说：“夫古文之体，奇正，浓淡，本无定法，要其为文之旨有四，曰明道，曰经世，曰阐幽，曰正俗，有是四者，而后以法律约之，夫然后可以羽翼经史，而传之天下后世。”他主张学者应留心经济，通时务。他在谈到清初地理学家胡渭的《禹贡锥指》时说：“汉唐以来，河道迁徙，虽非《禹贡》之旧，要为民生国计所系，故于《导河》一章，备考历代决溢改疏之跡，且为图以表之。其留心经济，异于迂儒不通时务者远矣。”（22）正是基于这种著述观，在钱大昕的著述中不乏经世之作，不过由于当时社会环境所致，这种经世致用思想是以微言大义的方式出现的，这需要认真阅读才可以发现。牟润孙先生曾将《潜研堂集》和《十驾斋养新录》“两书中批评当时政治的微言，表而出之”，指出钱大昕并非“一心一意钻到‘故纸堆’中，专去作考据工作，更非知古而不知今，忽略了当代。”（23）
    当代学者批评乾嘉史学背离经世致用的另一理由是这些史家从事繁琐考据。而事实并非如此。被梁启超誉为“考证方法之严密犀利不让戴、钱、段、王，可谓豪杰之士”的崔述便认为：“兰亭之序，羲之之书，亦何关于人事之得失？而曰：孰为真本，孰为膺本，若是乎精察而明辨也，独于古帝王圣贤之行事之关于世道人心者，乃反相与听之而不别其真膺，此何故哉，拾前人之遗，补前人之缺，则《考信录》一书，其亦有不容尽废者与。”（24）由此可见，乾嘉考据大师们不仅主张史学的经世致用，而且反对与世道无关的繁琐考据之学。
    但是，乾嘉时期社会升平，国家安稳，没有出现像清初与道咸、同光时期刺激史学经世的社会契机，加之清代文字狱的苛细，使乾嘉考据史学形成了两种特点：一是隐蔽性，通过考据以微言大义方式间接反映经世思想，其经世作用并不显著，只停留在整理史籍、史实本身这一层次上；二是由于治经风气影响，注重治古史，而治当代史者却寥若晨星，未形成风气，使清初以来轰轰烈烈的经世致用思潮步入尾声。这种风气形成的基本原因，正如郭沫若所说：“罪不在学者，而在清廷政治的绝顶专制。聪明才智之士既无所用其力，乃逃避于考证古籍。此较之没头于八股文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者，不可同日而语。”如果我们从另一角度来看，考据史家既然对古代典籍进行了全面的整理（考订、辨伪、补阙）对后世的学术研究就提供了不可低估的便利条件，“乾嘉时代考据之学颇有成绩”（25），不能看做是无用之学。当代学人常把考据之学与经世致用之学对立起来看待。其实，这是一种浮浅的认识。经世史作也必须建立在对史实的科学整理的基础之上。在清代就曾有些学者或嘲弄考据之学，或自己不擅考据，因此在自己的著述中出现了一些史实错误，反被人所嘲弄，如乾嘉时期的袁枚一向讥嘲考据，赵翼不长于考据，均被人所嘲弄。昭槤在谈到考据之难时说：“本朝诸儒皆擅考据之学，如毛西河、顾炎武、朱竹垞诸公，实能洞徹经史，考订鸿博。其后任翼圣、江永、惠栋等，亦能祖述渊源，为后学津梁，不愧其名。至袁简斋太史、赵瓯北观察，诗文秀雅苍劲，为一代大家，至于考据皆非所长。《随园随笔》中载宋太宗高梁之败，中辽人弩箭以崩。虽本王铚《默记》，然太宗自幽州败归后二十余年始崩，弩箭之毒焉能若是之久？……至赵瓯北《簷曝杂记》，以汤若望、南怀仁至乾隆中犹存，其言直同呓语，未審老叟何以昏懵若此，亦著述中一笑柄也。”（26）这可为治学者戒。可见，如果经世史作不是建立在准确的史实基础之上，何经世之有？即使我们今天从事史学研究，仍离不开对历史事实的考证，仍不能不利用乾嘉学者的学术成果。郭沫若在批评袁枚把考据学家讥为蠹鱼时说：“欲尚论古人或研讨古史，而不从事考据，或利用清儒成绩，是舍路而不由。就稽古而言为考据，就一般而言为调查研究，未有不调查研究而能言之有物者。”“学者必须先经过蠹鱼阶段，从繁杂中去其糟粕而取其精华，然后才能达到更高的阶段。不读书，不调查研究，便能成为辞章家、著作家吗？中外古今，断无此事。”（27）应该说，郭沫若对考据学的评价是非常公允的。由此可见，乾嘉考据史学对史学本身的贡献确是功莫大焉。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乾嘉时期从事经世史学的史家并不鲜见。如章学诚主张史学应为经世之作，去空言，切人事，反对舍今求古。他指出：“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孔子，先儒以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28）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一书，是一部非考据史书，书中所论“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治乱兴衰之故者”为多，被钱大昕誉为“儒者有体有用之学”（29）。但乾嘉时期最富经世色彩的史作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领域：
    第一，开拓边疆史地学。边疆史地学开拓于乾嘉时期，这和清代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以及清朝对边疆的勘定有密切的关系。钱大昕、祁韵士、徐松等人应该说是清代边疆史地学的开拓者。钱大昕利用乾隆年间在《永乐大典》一书中发现的《元秘史》和《皇元圣武亲征录》以及他在苏州玄妙观发现的《长春真人西游记》等书研究蒙元史，开拓了边疆史地学的新时代。祁、徐二人不仅长期留心西域文献，而且在嘉庆间均坐事戍伊犁，得以亲临其地考察。祁韵士曾预修朝廷《蒙古王公表传》一书，“计内札萨克四十九旗，外札萨克喀尔喀等二百余旗，以至西藏及回部纠纷杂乱，皆无文献可征据，乃悉发库贮红本，寻其端绪，每于灰尘坌积中忽有所得，如获异闻。各按部落之传，要以见诸实录，红本为准，又取《皇舆全图》以定地界方向。其王公支派源流，则核以理藩院所存世谱”，最后成书。（30）并著有《皇朝藩部要略》、《西陲要略》等。徐松不仅搜罗边疆史地文献，而且持实地考察之学风，在戍伊犁间，通过实地访察与核对文献，写成《西域水道记》、《新疆事略》和《汉书西域传补注》等书。祁、徐二人开道咸时期张穆、龚自珍、何秋涛等人治边疆史地学之先河，奠定了清代边疆史地学的基础。后来治西北史地学者，无不利用祁、徐二人的成果，应该说，钱、祁、徐等人于清代边疆史地学有开拓荒原之功。边疆史地学的研究对认识我国边疆民族的历史和地理起了极大作用，无须说，这门学科本身就是经世致用之学。
    第二，涌现出一批清代史的著述。清代人治本朝史始于乾嘉时期。清初学者虽持经世致用学风，但因清朝开国历时较短，加之文网繁密，几乎无人涉猎本朝史。乾隆时期，由于官修《明史》问世，任何私人著述已无法与之抗衡，加之文网逐渐松弛，清代本身也历时百余年，因此，一些学者把注意力转移到本朝史的纂述上来，较突出的有：全祖望著《鲒埼亭集》，该书所撰明季忠烈及清初学人之风范激动人心，其精神感人至深；赵翼撰《皇朝武功纪盛》记清廷开拓边疆之武功；蒋良骐编纂清代编年史《东华录》，陆耀将清人有关经世的奏疏史料编辑成《切问斋文钞》。这些史家从事本朝史著述的宗旨在于“有用”，即经世致用。由此可见，那种把乾嘉史学一概斥为远离经世致用之学的认识，其实并未全面地考察乾嘉史学。如果说，乾嘉考据学的盛行是清初史学经世致用思潮的尾声，那么乾嘉时期边疆史地学与本朝史的开拓，应该说是道咸时期史学经世致用的先声。因为道咸史学经世致用的重要标志就是适应时代的需要，遂有边疆史地学与清朝史研究的应运而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