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国内外学术界仍存在着这样一种观点：是毛泽东从意识形态的观念出发首先推行"一边倒"政策的。此观点值得进一步商榷。诚然，新中国成立不到半年就与苏联结盟，接着是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认为"尘埃落定"，开始了对大陆的全面遏制。这是历史事实。然而，笔者认为：毛泽东的"一边倒"政策不能说完全没有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受美国逼迫的结果。毛泽东最初在处理与美、苏的关系时并未受意识形态的束缚。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对在延安的美国狄克西使团的官员约翰·谢伟思说："中国战后最大的需要是发展经济。但它缺少单独实现这一目标所需要的资本主义基础。……美国不仅是帮助中国发展经济的唯一最合适的国家，而且也是完全有能力参与中国经济建设的唯一国家"（注：约·斯·谢伟思：《美国对华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30～231页。）。而"俄国人在战争中遭受了巨大损失，将忙于他们自己的重建工作。我们不指望俄国人帮助"（注：约·斯·谢伟思：《美国对华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7页。）。显而易见，毛泽东在战后的中国重建中选择的合作对象是美国而非苏联。为"寻求美国友好地支持中国实现民主和合作抗日"（注：约·斯·谢伟思：《美国对华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32页。），1945年1月毛泽东和周恩来打算赴美与罗斯福总统会谈（注：伊·卡恩：《毛泽东的胜利与美国外交官的悲剧》，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138页。）。尽管美国积极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但毛泽东于1949年4月28日仍表示：如果美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注：转引自袁明等：《中美关系史上最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1页。）。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也指出：关于美国与中共建立官方联系的问题，"中共领导人在40年代对此进行了各种尝试。其中包括1944年毛对狄克西使团的声明，1949年夏邀请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访问北平；以及同一时期周恩来通过澳大利亚记者迈克尔·基翁，该意接近美国人等"（注：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52页。）。然而，不久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声明"一边倒"。为何他的观点发生180°的大转变呢？对于中共长期欲与美国建立合作关系的良好愿望，美国政府不仅置若罔闻，而且坚持扶蒋反共。中国革命胜利后，又认为中国被"丢失"给了俄国，不承认新中国，并采取种种措施阻挠两国关系的改善。美国另一位研究中美关系的专家对美国政府的反华立场作了如实地揭露："在私下里，共产党人，包括周恩来在内，曾做过多次努力，谋求与美国重开谈判，探讨改善关系的可能性。毛和周暗示，他们希望在政治、经济方面保有自由选择的余地，以免过分依赖苏联。乔治·凯南这帮外交设计者，早就敦促过华盛顿对中国方面这类坚持独立自主的暗示做出灵活反应，尽管如此，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这个问题上还是采取了相反的方式。他们严格禁止美国驻华外交官对共产党人的试探做出反应"（注：迈克尔·谢勒：《二十世纪的美国和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72页。）。最典型的一例是1949年7月1日白宫下令阻止司徒雷登接受中共的邀请访问北平。史实证明：美国政府从意识形态的观念出发，坚持错误的对华政策是导致毛泽东推行"一边倒"政策的重要原因之一。
    简而言之，美国先是有意恶化与大陆的经济关系，接着推行美、日、东南亚相结合的三角经济构架政策将大陆排斥出亚太经济圈，又实施经济封锁和贸易禁运政策，使大陆经济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隔离。同时，这三项政策使大陆过分依赖苏联，最终导致中苏关系破裂。一句话：美国的歇制政策是造成大陆在50年代处于半封闭、60年代和70年代前8年处于封闭状态的主要外因。
    那么，遏制政策对大陆经济发展产生什么影响呢？第一，遏制政策导致大陆半封闭，从而使它搬用了不适合其经济发展的"苏联模式"。50年代是新中国经济制度和发展战略形成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其可塑性是很强的。由于遏制政策封堵了大陆与西方交往之门，大陆唯一可效法的榜样是苏联。这种严重失衡的国际影响引起了新中国领导人经济模式构思的重大变化。继1940年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后，1949年3月毛泽东进一步提出由五种主要经济成分构成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71页。五种主要经济成分是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以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即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之构想。五种经济成分共存的经济并非计划经济，是与苏联迥然不同的模式。然而，随着美国遏制政策的加强和中苏同盟的建立，毛泽东转而号召研究和学习苏联经验（注：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95年版，第271页。）。1953年，他批评了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提法，从而否定了4年前他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而引进了苏联模式（注：毛泽东说：在1949年后的最初几年中，"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转引自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6页。）。如果美国不对大陆进行遏制，甚至对其重建以经济援助等方式施加积极影响，那么在美、苏影响的均衡作用下，新中国搬用苏联模式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第二，遏制政策造成的半封闭和封闭状态使大陆无法利用优越的外部条件和良机来发展自己。战后初期，世界先进科技的2/3、财富的绝大部分都掌握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手中。遏制政策如同一道铁幕，完全隔断了大陆与西方的联系，使前者无法得到后者的先进科技和资金。美国的出口禁运物品多达1450种。巴统所列战略性禁运品除高科技类外，还包括大量一般性的工业技术设备，而这些也是大陆建设所急需的。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美国进行了两次产业结构大调整，日本、西德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大受其益，大陆无缘利用如此良机。美国控制着世界金融和贸易组织，大陆被非法排斥在这些组织之外，丝毫不能享受其提供的金融和贸易方面的优待。还因与西方隔绝，大陆无参与世界经济大循环的可能，使其丰富的资源和富余的劳力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三，遏制政策使大陆对外经济政策日趋闭关自守。必须明确的是，外部对大陆门户的封堵与大陆自我闭关自守是不同的两回事。然而，两者又密切相联。大陆的闭关自守有着各种复杂的原因，而美国的遏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遏制所造成的险恶的外部环境对中国领导人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负面影响：（1）可能是从中苏关系问题上吸取了消极教训，为避免由于在经济上依赖外国而受其所制的可能性，毛泽东不主张利用外资，很长一段时期新中国以既无外债又无内债而自豪就是明证。（2）美国的遏制和苏联的打压使毛泽东不得不将眼光从外转向内，依靠自身的力量和条件摘现代化（注：毛泽东在50年代提出：要把中国逐步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和高度文明程度的伟大国家。--参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33、472页。）。可是，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其现代化需要借助西方的资金和技术。但因受遏制，大陆无法得到它们。鉴于此，毛泽东则想绕过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老路而另辟新径去达到现代化之目标。此径就是完全立足国内、依靠自己，利用和发挥大陆充足的劳力和丰富的资源之优势以弥补资本和技术的严重不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可能就是为此而进行的试验。前者的企图是为了加速实现工业现代化（注：小R.霍夫亨兹等：《东亚之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2页。）；后者的目的则是想通过农业集体化而走向共产主义生活方式（注：詹姆斯R.汤森等：《中国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3页。）。结果"土法上马，大炼钢铁"，不仅浪费了地下资源--铁矿石，而且破坏了地上资源--森林和生态平衡。人民公社造成的"大锅饭"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种将自力更生绝对化、最后遭到惨败的试验，反而严重阻碍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遏制政策导致的闭关自守对大陆经济的危害由此可见一斑。
    二
    美国另一条重要的亚太政策是援助政策，即对亚太亲美政权在经济上给予全力扶植。冷战初期，台湾虽是一个资源贫乏、经济落后的海岛，但在美国决策者心目中却是其亚太防线上的重要一环，是可以用来反共反华的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因此，华盛顿竭尽全力给台湾以保护和扶植。
    首先，美国自己在资金、技术、市场和人才等方面给予台湾大力支持。在资金上，从1951年至1965年，美对台的经援为14.8亿余美元（注：尼尔·雅各比（Neil H.Jacoby）：《美国对台湾的援助》，纽约1966年版，第44页。）。从1966年到1977年又给直接贷款15.27亿美元（注：美国进出口银行与民间金融机构贷款之和。--叶学晳：《国际资金流入》，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版，第84、56页。）。1952～1978年，美在台的投资额为5.86亿美元。（注：周佗等：《台湾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年版，第393页。）。合计上述各项，1951年至1978年美给台经济援助约36亿美元，这还不能说是一项完全的统计，相当于同期大陆从苏联获得贷款的近2倍（注：50年代苏联给大陆贷款数相当于19亿美元。--人民出版社编：《光辉的成就》，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1页。）。
    美是台获取先进科技的主要来源。技术合作是主要途径之一。美台技术合作是自始至终贯穿整个经援时期唯一项目。通过在台工作的美技术人员，美先进科技知识、技能和技术慷慨地传给了台湾。另一途径是技术转让。美国大公司以投资办厂、出卖专利和机器设备以及委托生产等方式向台转让技术。此外，美长期为台培养大批科技和经济管理人才。同时，美、台官方和民间学术团体间的学术交流、成千上万在美华侨以及军事技术的转让等等也是台获取大量科技知识与信息的重要渠道。美一直是台的商品市场。在50、60年代，美在台采购军需品供应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从60年代下半期起，为充分保障台工业制成品顺利进入美市场，美更是给台以多方优先照顾：（1）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纷纷对台商品倾销予以限制、美国内要求限制台倾销的呼声也迭起时，美政府对台商品始终保持宽容和放任态度（注：段承璞：《战后台湾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28页。）。（2）美从1976年开始实行普遍优惠制计划。台从一开始一直是此计划的最大受惠者，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免税输美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始终保持在26～28%（注：段承璞：《战后台湾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29页。）。（3）台并非关贸总协定成员，但美在与台已断绝"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仍破例按关贸总协定东京回合（1979年4月）所达成的减让协议，让台在1888种减税产品项目上享受优惠关税待遇（注：段承璞：《战后台湾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29页。）。由于美对台的特殊照顾，从60年代下半期起，台出口主要转向美。1968年台对美贸易开始盈余。1977年台对美出口开始超过对日出口。到1980年台对美贸易顺差累计为126.63亿美元（注：段承璞：《战后台湾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