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美除以自己的力量支持台的经济发展外，还不遗余力地帮台与其它亚太国家和地区发展经济关系，将台融入亚太经济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帮台与日本发展关系。早在50年代，美就积极协助台与日本签订双边贸易协定，1950年9月，由台当局与驻日美占领军签订台日贸易协定，规定台日双方放宽贸易管制，保证按贸易计划完成双方应完成的贸易量。1953年即美解除对日占领的第二年，台在美支持下与日正式签订同台日贸易协定一致的"台日贸易办法"。截至1961年，台与日签订的贸易协定，基本上均以1950年台日贸易协定为蓝本，借贸易协定维护双方贸易最高额。由于有贸易计划规定的最高贸易量为保障，台对日输出稳步增长。在1966年以前，日一直是台的最大贸易伙伴和商品主要出口地。在亚太地区，台的重要贸易对象还有香港、韩国、南越、新加坡和泰国。在1966年以前，台与亚洲地区的贸易额在对外贸易总额中始终保持在50～60%（注：段承璞：《战后台湾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14页。）。
    贸易促进了经济关系其它方面的发展。日本在资金、技术上给台以重要帮助。日本银行在1965年～1978年给台"经建贷款"2.16亿美元（注：周佗等：《台湾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年版，第385页。）。同时，日财团积极在台投资，为台带去资金和技术。1952～1980年日对台总投资为4.58亿美元，投资额仅次于美而居第二位（注：梁国树：《台湾经济发展论文集》，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301页（根据表1统计）。）。日企业以占领市场为主旨，故主要采取技术合作方式向台转移技术。至1982年止，在历年技术合作项目中，日占63.78%，居绝对优势。台约2/3左右的企业与日企业有技术合作关系（注：李家泉：《台湾经济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人民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179页。）。1966年，美还帮台进入亚洲开发银行，致使其能享受该银行的优惠待遇。
    再次，美国还利用自己对许多国家提供的美援和所控制的国际组织帮台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发生广泛的经贸关系。美特别授权台供应世界各地美援受援国的物资采购。美政府规定美援贷款受援国的物资采购只能由美和低收入的"自由国家"供应。美援赠予受援国的物资采购则严格限制仅由美、台、印度、菲律宾和韩国等10个国家和地区供应。而台的美援采购供应额在低收入"自由国家"的美援采购供应额中居第一位，比居第二位的韩国超过2倍以上。1966～1974年，台为供应美援物资采购而增加的出口额超过2亿美元（注：杜乃济等：《改善对外贸易型态之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06页，以及根据表22上的数字统计。）。这样，美以美援为杠杆，使台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发生了经济往来。美还通过所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使台得到大量优惠贷款。
    总之，美国不仅自己全力助台，而且帮助它与亚太国家建立和发展密切稳定的经济关系，乃至使它成为世界经济的全权参与者，获得比许多国家和地区更多的优惠、比它们更充分地享受国际市场。台是美国亚太援助政策的最大受惠者之一。
    援助政策对台湾经济发展有何作用呢？第一，巨额的美援为台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1951～1965年，大量美援的流入对台经济发展作用重大。首先，它遏制了通货膨胀，使台经济化险为夷。战后，台最严重的问题是通货膨胀。据台北市批发物价指数，通货膨胀率在1949年达1189%（注：段承璞：《战后台湾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9页。），使受战争破坏的工业生产力无从恢复。工业生产停顿、物资短缺又使通货膨胀成为恶性，150万大陆人员迁台使经济形势雪上加霜，台经济已濒临全面崩溃的绝境。然而，源源而至的美援有力地遏制了通货膨胀，到1952年物价上涨率已降为23%（注：段承璞：《战后台湾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7页。）。美援成为恶性通货膨胀的克星，使台经济转危为安。其次，美援成为工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的重要资本。美援是50年代岛内资本积累的主要构成部分。1952～1960年间，台仅所得经援部分就相当同期国民所得的8%、国际收支经常账差额的86%及同期全部固定资本形成的58.8%（注：此三个百分比乃台湾财经决策人尹仲容所言，转引自周佗等上引书第381页。）。美援以物资的形式为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大量原料和机械设备。美援还以资金的形式为工农业生产服务。美援相对基金大部分用于工农业基础设施，且利率低的美援相对基金成为台湾最廉价的资金来源。
    第二，援助政策直接影响台湾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战略、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首先，在美国的作用下，台确立了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台虽实行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但在国民党政权迁台初期，其经济体制的主体不是市场经济。由于利用从日本手中接收的工商企业建立了庞大的官营资本体系及应付经济危急所采取的管制措施，台的经济体制是一种以公营为主、管制多于市场的管制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体制（注：梁国树：《台湾经济发展论文集》，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19页。），对经济发展十分不利。可是，到了50年代后期及6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已形成，尽管仍有混合经济体制的残余。从官营资本管制体制为主的混合经济体制变成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原因是美干预的结果。因为美对台经援的条件之一就是要求台当局鼓励和扶植私人企业的发展，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曾任美援运用委员会参事兼主任、台湾大学教授王作荣指出：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美援机构坚决主张市场经济更是重要原因。"（注：梁国树：《台湾经济发展论文集》，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19页。）
    其次，在制定和执行台湾经济发展战策和政策时，美国人也是重要的谋划、监督和配合者。为使美援在台湾经济中充分发挥效力，一个由350人组成的"美国国际开发署驻华代表团"常驻台湾，以负责美援的分配和使用。该团团长既是美援政策的制定者又是美援政策推行的总监。其余或有或没有美国人参加的美援机构都根据该团的旨意并结合台湾的实际行事。经援的时间跨度为15年（1951～1965年），且美援渗透到台湾经济的一切主要方面，即是说，在长达15年的时间内，台湾经济的各个方面，从大的发展战略到小的具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都有美国人的身影。
    第三，援助政策提供的外部条件和营造的国际环境保证了台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战略的成功。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战略的实施是台由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的两个重要步骤，故可以说它们是台经济起飞的翅膀。台原本是资源稀少、资金缺乏、技术落后和市场狭小的海岛地区，与两项战略所要求的条件格格不入。进口替代需要原料、资金和技术。出口导向除对此三者要求更甚外，还需要广阔的国际市场。显然，仅靠台自身的条件，两翅难以羽毛丰满。正是由于援助政策为两战略的成功实施提供了所需的一切，台经济才能起飞和出现"奇迹"。
    三
    由于美国对大陆和台湾推行的政策截然不同，因而对各自经济产生的影响就完全相反。从这种客观鲜明的对比中可以看出：美国的亚太政策对海峡两岸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所起的作用恐怕不会亚于两岸内因对此差异所起的作用。所以，美国的亚太政策是造成1952年至1980年间海峡两岸经济发展水平悬殊的一个主要因素。因此，郑氏关于"造成双方实绩差异的主要因素是双方所采取的政经制度及发展策略迥然不同"的观点之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中外学者的论述可以进一步帮助本文的论点。台湾经济起飞的主要决策者、经济学家李国鼎承认："台湾自己的快速经济发展便多半是由于国际经济合作及开发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援助而造成的。""没有美国多年的经济援助及人民自力更生的努力，台湾就不可能获得今天这种成绩。"（注：李国鼎：《台湾经济高速发展的经验》，东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66页。）很清楚，李氏认为，美国的援助和台湾人民的努力是台湾经济发展的两个主要因素。受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戴维·贝尔（David E. Bell）的委托而对1951～1965年间美国的经济援助对台湾经济发展之影响作专题研究的加州大学教授尼尔·雅各比推算，在美经援的作用下，台湾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相当于无经援时的2倍多，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相当于无经援时的4倍。若无经援，那么台1964年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要延迟到1980年方可达到，而1964年的实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须延至1995年才能达到（注：尼尔·雅各比（Neil H.Jacoby）：《美国对台湾的援助》，纽约1966年版，第152页。）。即是说，若无美之经援，台的经济发展水平要比现在落后20～30年，倘若扣除援助政策给台带来的其它各种外部有利条件，则台经济发展水平与现在相比所落后的时间就更长了。如果将遏制政策给大陆带来的损害也扣除，那么大陆的经济发展可能比现在快许多年。照此推算，那么，1952～1980年间海峡两岸经济发展水平之差异就会比实际差异小得多。郑氏的观点之所以片面是因为它完全忽视了美国亚太政策对两岸经济所产生的巨大而不同的影响，或者说将其看成次要因素避而不提。这样一来，国际因素对台经济发展产生的积极效应被全算在台当局所采取的政经制度和发展策略上；外部世界对大陆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损害被全加在大陆所实行的政经制度和发展策略上，其结果是夸大了内因的正面和负面的作用。本文无意否认内因是制约大陆和台湾经济发展的另一主要因素，所要阐明的是，在对1952～1980年间海峡两岸经济发展进行比较研究时，如果只强调内因的作用而忽视冷战和美国亚太政策这种特殊国际环境的影响，就不能正确说明造成两岸经济实绩差异的原因，也不可能科学地总结两岸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而且，这种片面性有可能误导人们低估国际因素对一国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以致不利于营造一个长期有利于两岸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