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撰写中对传统体例的变通与改进
    确定了用纪事本末体例撰写山西地方史后，在具体实施中，我们又进行了多方面的变通和改进。这是一种摸索、尝试，故写出来与大家交流探讨。具体的变通与改进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注意吸收其它体例的优点。
    由于纪事本末体例各条目相对独立，故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纪传体的综合性和编年体的时间联系性，亦缺乏章节体的理论综述，对此，我们作了如下改进：
    第一，吸收纪传体的综合性。要展现一方历史的全貌，就不能仅叙大事，还应将有关的重要人物、经济状况、文化艺术等内容包含进来。有关经济、文化方面的内容，在传统纪事本末体的书中很少涉及。但就山西地区来说，这方面的内容又往往是独具特色的，如云冈、五台山的宗教文化、雕刻建筑，明清以来的晋商活动，河东盐业，平阳雕版印刷，潞州丝绸，杂剧戏曲，民俗民居，以及遍及三晋大地的祖根文化遗址和远古传说等等，在述说山西历史时，又是重要方面。按本书体例要求，这些内容既不能是简单介绍，又不能是详细罗列，而是要求将史料动态化、本末化，说明其形成的历史过程。为此，我们吸收制度专史、文化专史的写法，适当地将其在山西历史进程中的一段辉煌表现出来，与其它重大事件交相辉映，成为山西整体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可看作是运用传统纪事本末体例撰写时，对选材范围的扩大和史料处理的变通，这种扩大和变通，拓宽了反映面，从而使纪事本末史书具备了纪传体的综合性。
    人物与事件密不可分。在纪传体中，以人立目，林林总总各种人物都要给写个传记。纪事本末体以事立目，而且在区域史中，其人其事还必须是在本地区范围内才能入选。这就需要对有关人物及其事迹加以斟酌处理。有些人虽为山西人士，曾彪炳史册，但业绩主要在朝中或外地，为了体现优秀人才与本地的密切关系，我们选取其在本地的主要活动作本末叙述。如王通为山西河津人，大半生在外地做官，只是晚年归乡讲学，学术影响极大，我们便立《王通汾阴讲学》一条目，专讲其在山西的贡献，做官的事情便不提了。武则天祖籍山西文水，曾几次回乡省亲，就立《武则天荣归故里》一条目，通过省亲活动讲述她对北都太原城兴建的促进，其它方面不再涉及。类似这样的处理，还有很多，如《元好问私撰金朝史》、《杨深秀在山西》等等。外省人士在山西有业绩的亦作如是处理，如《徐霞客游五台山、恒山》、《张之洞抚晋》等。
    有些人物在山西的活动很多，其事迹一篇两篇难于写尽，于是分立多个条目，充分体现因事命篇的体例优势。这实际上是对纪传体人物传记的剪裁熔铸，吸收了纪传体对人物作用的重视，但绝不是为个人立传，而是将个人作用融入到历史发展的具体事件里，纳入了山西整体历史的发展中。这可看作是我们在撰写区域史时，既注意吸收纪传体史书的综合性，也注意到纪传体史书中对人物作用的突出表现，是对纪事本末体例叙事内容的拓宽和补充。
    第二，吸收编年体的时间性。事件总在一定的时空中发生。作为区域史，已匡定了本书的空间范围，但时间性如何表现，似乎传统的纪事本末体书籍并无一定的规范。我们吸收编年史以时间领起史事的思路，借助传统的朝代划分，将全书249个条目，按发展顺序划分为远古文明、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近代、现代八个历史阶段，从总体上给人以纵向发展的感受。为突出每段历史时期的重点全貌，在段前加以概括，评说大势，条理内容，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从而使史事记载既有纵向贯通，又有阶段之不同，在动态发展中，又变化有致，精彩纷呈，各具特色。
    第三，吸收章节体的理论性。前边已提到，章节体注重对历史整体发展态势的关照，用以展示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从而获得理论性的认识。本书在每一历史时期前所加概说，便有效仿章节体总述形势、提示理论认识这一写法的用心。但是，概述不免笼统，为了给读者更具体的理性认识，我们也效仿古人著史时于叙事中寓褒贬、或在行文中发论赞的传统写法，借以表现作者对史事的认识、研究的心得，引起读者的深思，获得画龙点睛的效果，从而增强著述的学术研究特色。这也是对传统纪事本末写法的一种改进和深化，但仅仅是只言片语的提示而已，绝不影响以叙事为主的体例特点。
    其次，打破对旧史料的依傍性。
    传统纪事本末史书多为取资一书改写而成，虽从《明史纪事本末》一书起已打破这一成规，广稽博采，勒成一编，但传统的路数依然影响很深，以致现今的教科书讲到这一体例依然把《通鉴纪事本末》作为标准。《山西历代纪事本末》在选用史料上，不仅不依傍一书史料，而且绝不简单沿袭旧说，而是对多种旧文献加以统观对比，考释辨异，在选取一说用于正文时，对有一定史料价值的争论之说，往往出注加以附载，以拓广读者思路。在斟酌史料时，我们还注意吸收古今学术研究成果，充分利用考古新发现和实地调查的活资料，一改过去以辑史为主要方法而步入撰著史书的行列，从而使本书具备了更强的史料价值，而且带有了一定程度的学术研究意义。如“远古文明时期”一段的多数篇目，除参考旧文献外，更多地利用了山西近年来大量的考古发现、实地调查以及有关专家的研究成果撰写而成，其撰著的意义就更突出了。
    总之，以博采众长、不拘一格的宽松思路，对传统的纪事本末体例加以变通、改进之后，《山西历代纪事本末》一书的体例，实际上是在保持本末叙事的主要特点后，又具备了融会各体之长的综合性，这种综合性更有利于全面、深入地反映一方历史的总貌和层次。这一思路在实践中，未必能做得很好，但我们在主观上是努力的，这种努力如果能为山西地方、乃至使更广大的读者感受到一些贴切、鲜活的教育，能使大家在阅读中获得更多历史智慧的启迪，那便是我们的初衷。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李大钊。史学要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校印本，1980.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Z].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5]白寿彝。中国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6]谭其骧。浅谈地方志和地方史[J].江海学刊，1982,（1）：55-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