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的历史有过失误，出现过曲折，但历史的主流是否就是失误和曲折呢？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虽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却高度概括了我们党领导人民奋斗80年的九大业绩。只要稍微分析一下就会看出，这些业绩都与国史有着密切关系，而且基本上都是在建国后的52年时间里取得的。这九大业绩是：“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创了正确道路”；“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中国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建立了独立的和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全国人民的精神生活日益丰富”；“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的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的空前团结”；“锻造了一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建立起巩固的国防”；“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哪一条不是铁的事实？哪一条不关系民族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在这九大业绩面前，我们的一切失误，即使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十年浩劫，相比之下也只能是历史的支流。因此，可以说，“七一”讲话通过对九大业绩的概括告诉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主流是成就；国史研究和宣传的重点应当是研究建国后的历史经验，宣传建国后的历史成就，从而为今天所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借鉴，增强全国人民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信心、信念。
        再例如，近些年来，随着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地位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攻击，使一些史学工作者特别是年轻的史学工作者感到某种困惑和茫然。在这种情况下，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创造性运用，无疑具有巨大的示范作用。
        “七一”讲话在阐述“三个代表”思想的科学内涵时，总是要论述它与唯物史观的源流关系。在阐述“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时，它先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讲起。讲话指出：“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构成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个基本矛盾的运动，决定着社会性质的变化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方向。”“无论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都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如果它们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成为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障碍，那就必然要发生调整和变革。”在阐述“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时，它也是先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讲起。讲话指出：“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这充分表明，无论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还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都是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结合党的历史和党所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而提出的，是与唯物史观的观点完全一致的。
        “七一”讲话还运用唯物史观特别是“三个代表”的思想分析了建国后的重大历史事件，为正确研究国史做出了榜样。例如，应当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不断完善？讲话指出，这是“为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打开了广阔的道路”。应当如何看待确立人民民主专政为核心的新的政治上层建筑？讲话指出，这是“从根本上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应当如何看待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讲话指出，这“是为了确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并在这种经济基础上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以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应当如何看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讲话指出，这“也是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样分析历史事件，历史是非就很容易分辨了。
        另外，“七一”讲话还论述了其他一些属于唯物史观范畴的重要观点。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们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不同的”；“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等等，属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观点。“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自己定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始终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为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我们要“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在世界社会主义发生严重曲折、国内外风云急剧变幻的局面中，我们党砥柱中流、岿然不动”，等等，属于马克思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的观点。可见，对于国史研究来说，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是能不能作为指导的问题，而是如何用它来指导的问题。只要我们不是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词句，而是结合发展变化了的实际情况，运用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那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不仅不会妨碍国史研究，相反会使它健康发展，不断深入。
        2.关注现实，为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服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今只有50多年，用历史的尺度来衡量，50多年仅是一瞬。因此，人们通常把国史作为当代史，就是说，它是当前正在发生发展的历史。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和现实的界限往往不是分得很清楚。昨天还是现实的事，今天就可能成为历史；同样，今天发生的事，明天就可能成为历史。国史学的这个特点决定了国史工作者既要研究与现在时间相隔较远的事件，也要研究不久前刚刚发生的事件。同样，研究现实问题也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些过去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事。当然，国史工作者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仍然是从历史角度进行的研究，即着重于总结经验和揭示规律，从而为政策的制定提供历史依据；而不是搞对策研究，更不是直接地、生硬地用历史为现行政策作注释。
        中国史学历来有经世致用、资治教化的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从一开始就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传统，自觉地为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服务，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今后，国史研究仍然要继续发扬这一传统，这是国史研究的方向，也是国史研究自身发展的关键所在。
        国史研究要为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服务，我以为主要应当在以下三个方面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