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春季的四平决战，是整个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国共两军仅有的一次战役决战，四平决战的结果，直接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终结。
        东北问题与四平决战，是构成因果关系的两个问题。《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增刊，集中发表一批文章，探讨有关中共进军东北的过程与苏联的东北意图等问题。所谓东北问题，其实质在于国、共、苏三角格局的构成，以及这种三角格局下形成的相互制约关系，充分认识这一点，才能充分认识东北问题之僵局所在，这种僵局，正是四平之役所以成为“决战”的第一个成因。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注：第四野战军战史编写组编写，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一书，就四平之役中共一方的兵力配置、战役指挥等等，做了甚为详尽的叙述，大约受“战史”体例所限，较少涉及政治。一般说，常规性质的军事战役，大多不具有直接的、具体的政治目的，然而四平之役不同，四平之役恰恰是在直接的、具体的政治要求下展开的，这种政治性质，正是四平之役所以成为“决战”的第二个成因。
        本文的研究，将主要围绕上面两个问题展开。
        东北问题的由来
        抗战结束后，由于中共坚决而迅速地向东北进军，打破了中苏条约对东北战后秩序的安排，这样，在东北出现了国、共、苏三足鼎立的局面，由此而在战后中国政局中，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甚为特殊的“东北问题”。
        所谓东北问题，一句话，就是在国、共、苏三个方面一并介入之下，东北的接收与交防问题。在这里，由于有中苏条约这样一个外交协议，国、苏之间的交接防具有外交性质的一面，同时，由于中共的存在，国、共之间又具有内政性质的一面，东北的交接防因此而具体表现为这样一个问题：国共两方均有权、还是仅一方有权接收；苏军应向国共两方、还是一方交防。总括而论，三个方面的利益，通过外交与内政两条渠道，在一个地区展开争夺，东北问题的全部复杂性和特殊性就在这里。
        东北问题的主导力量是苏军，苏军在东北的行动规范，本来是中苏条约，条约规定东北交国民政府接收，并给予缔约方“道义”的支持，所谓道义支持，实际上就是拐了个弯的政治支持。然而维系道义支持的纽带，是共同的政治信念和现实利益，道义支持是不可能仅仅通过条约的形式而巩固的，因此，苏军将其道义支持几乎本能地给予了中共。
        另一方面，苏联又与国民党政府保持着国家关系，它的一些国家利益，如外交、经济利益等等，只能通过国民党政府而取得，因此也不能完全不顾中苏条约，无保留地将东北交给中共。
        苏联国家利益的这种双重性，具体体现在东北苏军交防的立场上，必然表现为双重立场、双重政策，不过，对苏军的这种双重性，国共双方最初都缺乏足够的认识。
        中苏条约规定，苏军于日本投降后3个月撤离东北，日本于1945年9月2日正式投降，因此苏军的撤离应在12月初。国民党于9月初在重庆组建东北行营，但迟迟未获苏军准许其前往东北的通知。
        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嘉璈于9月14日由国外回到重庆，当日即到外交部了解接收东北的具体安排，但张看到的仅为一般性换文，“而对于我军如何进入东北，行政人员如何接收政权，及经济事业如何移交，并无协议。良以我政府认为我军队一到东北，一切可以迎刃而解。”（注：张嘉璈日记，1945年9月14日，姚崧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513页。以下所引张氏日记均出自该书，不再一一详注。）张嘉璈大约是对东北接收最早产生不祥之兆的高层人士。
        10月12日，熊式辉、张嘉璈、蒋经国以及东北宣慰使莫德惠等，率东北行营飞抵长春，开始接收东北的行动，此时距中共向东北进军，已经晚了一个多月。此前，苏联外交部已明确表示，大连为商港，拒绝国民党军由大连登陆，东北苏军统帅马林诺夫斯基在与熊式辉等人的会谈中，仅允许国民党军于营口和葫芦岛登陆。面对事态突变，蒋介石一开始便既无决心、又无办法，10月25日，蒋致函张嘉璈：“东北问题，此时只可做一步算一步，以待时势变迁如何。吾人惟有尽其心力，不必以此着急或失望也。”（注：姚崧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531、532页。）
        无奈之下，蒋介石决定改由营口、葫芦岛登陆。10月29日，熊式辉等就此事与苏军会谈，马林诺夫斯基表示：“锦州、山海关间已有大股十八路军，故不能保证安全”，“此系中国内部事，苏军不干预”（注：熊式辉致蒋介石电，1945年10月29日。陈志奇编《中华民国外交史料汇编》15册，台北，1996年，7374页。）。是日，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经过此次谈话，益信所谓顺利二字，已不复存在于东北接收中矣”（注：蒋经国日记，1945年10月29日。《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1集，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5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