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四平守军的情况已十分严峻，5月12日，黄克诚直接致电延安，认为：“四平坚持有极大困难，四平不守，长春亦难确保”。“如长期打下去，则四平、长春固会丧失，主力亦将消耗到精疲力竭，不能继续战斗。故如停战不能在现状下取得，让出长春可以达到停战时，我意即让出长春，以求得一时期的停战也是好的。”（注：《黄克诚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347页。）黄克诚毫无遮掩地把问题提了出来。
        5月15日，毛泽东致电林彪、彭真：“现在是马歇尔第二次出面调停，请你们考虑军事全局，再打下去是否有利，应否考虑有条件地让出长春换得其他地区的合法”。当日，毛指示周恩来：可向马歇尔提出，（一）东北停战一星期，（二）长春国共双方不驻兵（注：《毛泽东年谱》下卷，81页。）。自此，中共由无条件改为有条件停战。5月17日，周恩来与马歇尔就军调部进驻长春问题会谈，此即长春双方暂不驻军方案，然而此时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新六军加入四平作战序列后，廖耀湘研究了七十一军和新一军长期打不开局面的原因，认为主要是该两军正面攻击过于狭小，中共在一个狭小的正面做有力抵抗，便能阻止其前进。有鉴于此，廖将所属4个师编为2个纵队，实施宽正面的攻击前进。5月14日发起攻击后，廖部于18日迅速推进到四平以东的塔子山地区，形成封闭四平守军退路的态势，当晚林彪下令撤守，19日，新一军进占四平。
        四平易手，接下来的目标便是长春，东北问题进入最后时刻。
        5月21日，周恩来与马歇尔就中共撤出长春后，长春的行政安排进行会谈，周要求实行三三制，中立人士任市长。当晚，周致电延安，认为：“如我决心停战，让出长春，则必须在坚守公主岭并决心给蒋军以有力打击条件下，方能争取较有利条件，否则，蒋军连续突破公主岭直达长春，便无此条件可言。”周还认为：“在今天东北问题上无条件停战只是宣传口号，而无解决问题可能，故对中间分子乃至民主派，已不易完全接受”（注：《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352页。）。
        5月21日，张君励、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梁潄溟5人，联名分别致电蒋与毛，表示东北如再不停战，“势必牵动全局，举累月以来之协议而破坏之。同人宁愿今日死于公等之前，不愿身见其事。”民盟提出3点意见：“（一）中共军队撤出长春；（二）中央不再进兵长春；（三）东北政务委员会驻长春”（注：黄炎培日记，1946年5月21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5辑，中华书局，1979年，101页。）。与最初方案基本相同。
        5月22日，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在目前条件下我应决心让出长春，请你根据此项决心负责进行谈判”。“让出长春有三种方案。第一种如中央上次所提，双方不驻兵，中间派任市长；第二种如马歇尔所提，执行小组先去，一切谈好后蒋军再去；第三种蒋军无条件即进长春，这种情况最坏”。23日，毛直接复电张君励等5人，对其主张“原则上极表赞同，一切由恩来面商。”（注：《毛泽东年谱》下卷，85页。）但此时战局又一次发生重大变化。
        蒋介石本来并无攻占长春的信心，他对马歇尔说的那些话不过是谈判上的一种要价，由于顾虑杜聿明攻占四平后继续北上时再度遭遇中共阻击，蒋曾于5月17日派白崇禧前往节制杜聿明。在对战局重新评估后，蒋于5月20日下决心攻占长春。当日，“主席召集党政最高小组会议，决定对中共采取严厉态度，协商已告无效，如果中共不退出长春，彼此无谈判可言。”（注：唐纵日记，1946年5月20日。《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群众出版社，1991年，619页。）当日，蒋致电三人会议和北平军调部，实际上是通知周恩来和马歇尔，称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本已为政府接收，中共“只要将其共产军队自动退出长春等我政府前所业已接收之各地……则我军极愿竭诚接受其调处”（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七编（三），126页。）。在长春即将得手之际，蒋提出了新的要价，要求接收哈尔滨等地。
        中共让出长春能否成为一个谈判条件，关键取决能否据有长春，为此，毛泽东于5月19日电令林彪：“长春卫戍部队应立即开始布置守城作战，准备独立坚守一个月。”不过，毛在另一电令中授权道：“究应采取何项方针，由林根据情况决定之。”（注：《毛泽东军事文集》3卷，226、225页注③。）将前线决定权交给了林彪。5月20日，林彪就此事提出意见，林说：“我们估计敌人攻长春时，则可能放弃四平的方法而改为一般的攻城方法，即先围城尔后攻城。长春人口近90万，防线百余里，需要大量的守军，敌如集中飞机、大炮、坦克，掩护步兵攻一点，则可能既不能守住城市，又丧失运动战的机会。故今后主力以打运动战较好”（注：林彪致中央、东北局的报告，1946年5月20日。）。最后，中共决定撤出长春。
        中共的撤退行动基本上被国民党掌握，徐永昌记载：“据东北空军王司令叔铭报称：（一）公主岭一带共军两万余分两路退却……（二）长春有颇多物资车辆向永吉退去”（注：《徐永昌日记》，1946年5月21日。）。5月22日，蒋在官邱召集何应钦、陈诚、徐永昌、刘斐、俞大维等研究东北战况，据徐记载：“饭后白健生到，渠午后归自东北，述攻克四平街时，林彪之作战科长王瘦芳来降”，王瘦芳的供词有：“因畏美关系，队伍中无苏联人”，“如追的快长春可下”，并称仅黄克诚、林彪所部战斗力较强，“今日作战全凭黄、林关内来之十一、二万而已。”（注：《徐永昌日记》，1946年5月22日。国民党长期怀疑苏联红军直接帮助中共作战，白崇禧回忆，攻占四平后，蒋介石对是否进攻长春一度犹豫，蒋对白说：“据报长春有六千着便衣红军，万一肇事起冲突，怎样？”（《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339页）王瘦芳证实中共队伍中“无苏联人”，这对国民党决心进攻长春无疑是个重要情报。王瘦芳于5月25日在《中央日报》发表“投诚自述书”。）显然，王瘦芳的叛降及其供词，对杜聿明快速向长春推进起到一定作用。
        5月23日，廖耀湘部进占长春，出现了毛泽东所说的“最坏”的情况。长春的再度易手，再一次改变了一切。
        结束语
        四平决战是国共战争史上一次特殊的战例，通过局部性的军事决战方式，而体现全局性的政治决战意图，这种特殊的战役性质构成，是由中国政治特殊的内容构成决定的。
        东北问题是战后中国政治中一个相对独立、甚为特殊的问题，独立性指它处于苏军的控制下，特殊性指它具有外交与内政的双重性质，这种独立性和特殊性，造成东北问题未能同步地被纳入战后中国政治的一般进程，处于一种既不停战又不谈判、且又无人能够出面调停的局面，苏军撤离后，东北问题必然失控。
        政协会议是战后中国政治中又一特殊事物，孙科曾将政协会议称做“和平革命”，国共两党尚未经过战场上的决定性较量，却在谈判桌上达成了变更国家政体并改组政府的协议，从这个意义上讲，和平革命并不符合以武力决定国家权力的民国政治的逻辑。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所爆发出的强烈的不满情绪，从根本上讲，正是民国政治逻辑的反弹与回归。
        东北问题的失控，决定国共两军必然发生局部性的军事对抗，国民党掀起的政治反复，决定国共两党必然发生全局性的政治对抗，这种政治对抗的意图注入到军事对抗之中，从而使本来只是一次常规意义上的四平攻防战，反常规地演变为局部性两军决战，由此而决定了四平之役特殊的战役性质。
        四平决战的后果，与其战役性质基本相等，也就是在军事上反映为局部性后果，而在政治上则反映为全局性后果，至于这两个后果的具体体现，要另做专论才能说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