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也是苏军对中共甚至表示不惜以武力驱散之际，中共对于国、苏之间的合作究竟可到何种程度，一时间也难以把握，张嘉璈的出现使中共摸到了苏军的底，即苏军不会无保留地按中苏条约与国民党合作，事情很明白：如果国、苏全力合作，张便不会找董，张找董恰恰说明东北问题不能撇开中共。
        张嘉璈此举后来最为引起争议的是，他于无意之中，将国共之间讳莫如深的东北问题的谈判一事提了出来，由于张具有东北行营二号人物的身份，中共遂将这次本来是私下性质的约见，演绎为政府方面有意谈判，故迅速做出反应。12月1日，周恩来由延安致电董必武，判断：“苏方在东北的态度已甚为明显，目前所取步骤，既便严拒美军入满，又便我方谈判和发展，故张公权找董老商谈是必然结果。”判断张“必然”找董，也就是判断国民党“必然”与中共谈判，周恩来指示：“我方宜就此种时机，再开谈判之门……望复张公权并告王、邵，长春沈阳驻兵二万，以一万经北宁路开入沈阳，可以商量”，“代表五人及随员准备六、七号赴渝，望告邵于五号派大飞机来。”（注：中央统战部等编《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88年，33页。王、邵即王世杰、邵力子。该电为周恩来起草，见《周恩来年谱》。）可见中共对于这个“时机”是相当重视的。12月5日，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表示：“我认为东北问题是可以谈的，而且也有局部解决的可能”（注：《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7页。）。
        然而张嘉璈此举并非政府行为，张自己也未料到中共会如此重视，因此，当中共急切地等候飞机赴渝谈判之际，张却离渝而去，12月2日张飞赴北平，4日率东北行营重返长春。此事的由来中共方面始终未弄清楚，以至周恩来后来在与马歇尔的会谈中多次提及（注：1946年4月22日，周恩来对马歇尔说：“政府东北经济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张嘉璈曾来访中共代表董必武先生，表示政府要商谈长春路的接收问题。董当即表示愿见政府接收沈阳，并愿商谈此事，不幸，次日张即离渝去东北”（《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259页）。）。
        张嘉璈重返长春后，5日在与马林诺夫斯基的谈话中，告以在渝曾与董必武接洽一事。6日，董必武致电张，表示：“中央派遣沈阳队伍，拟经北宁路开去，已得延安复电，可以商量。”张随即复电董，请董“再电延安，即日通告锦州奉天线队伍移撤日期，以便电告中央”。至此，张嘉璈以为大功告成，这才于当日致电蒋，报告事情经过，表示：“职向不愿于政治有所论列，只以体念钧座关怀东北日夜焦思，故不惮出位之嫌，尚祈鉴宥。”（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七编（一），567页。）
        东北问题是一个涉及三方面的问题，一般说，当国、苏之间不能做双边解决之际，就为中共介入谈判提供了契机，然而这一回蒋介石没有按一般的游戏规则就此与中共谈判，12月8日，蒋复电张，断然制止道：“在东北，尤其对苏方切不可再提董必武与共党有关事宜。”（注：姚崧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586页。）此事就此停止，国共在东北问题上仍不谈判，后来的政协会议也未涉及东北问题。
        张嘉璈是一位资深的银行家，从无办理国共交涉的经验，他偶然的一次“不惮出位”，在国共之间惹出了一连串是非，然而因他此次孟浪之举，把东北问题的谈判一事提了出来，从而使国共本来都不甚明朗的立场态度，骤然间明朗起来。
        自联合政府提出以来，中共具有了相当的地位，迫使国民党在一系列较之东北问题远为重要的问题上举行了谈判，甚至可以在政协会议上就政府改组、军队整编等等问题达成协议，只有东北问题是个例外，在苏军开始撤退之前，这是惟一被蒋介石断然拒绝谈判的问题。
        蒋介石为什么惟独在东北问题上坚拒谈判呢？问题仍然出自东北那个特殊的三角关系。中苏条约是国、苏之间的一项双边外交协议，外交问题使国民党具有了接收东北的惟一合法地位，而国共谈判一旦举行，等于承认东北问题也具有内政性质的一面，据此，中共也可以取得一席合法地位，而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中共一旦取得合法地位，苏军便可以从中苏条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合法地向国共两军交防。因此，为制止这个连锁反应，蒋介石必然要堵住问题的源头，蒋所以制止张嘉璈的活动，坚拒与中共谈判，就是要制止外交问题转移为内政问题。坚持外交问题，也就是坚持国民党的惟一合法地位，从而将苏军套牢于中苏条约，以期从苏军的交防中获取最大的利益。
        综上所述，东北问题因国民党拒绝经济合作，从而与苏军构成了第一个僵局；又因拒绝谈判，从而与中共构成了第二个僵局。然而更为棘手的是，两个僵局之间形成了相互牵制、相互制约的关系。中共判断，国民党为两个僵局的解决设定了一个先后程序，首先解决外交问题，在从苏军那里取得优势地位之后，回过头来再与中共谈判，解决内政问题。
        1946年3月5日，刘少奇致电东北局，判断：“因为苏联要求在东北的经济合作，美蒋尚不答应此种合作，并在全国煽动反苏运动，苏军亦推迟撤兵，故东北外交问题一时还难于解决……因此，东北的内政问题，我们与国民党在东北的妥协，暂时亦将不能解决。只有在东北外交问题解决以后，我们与国民党的妥协才会有可能。”刘判断蒋的意图是：“想在外交上利用苏联将东北更多城市移交给蒋接收，以便将来在国共谈判中有更多的法律依据来压迫我方让步。”（注：《刘少奇年谱》下卷，24页。）上述判断是准确的。
        马歇尔使华后其调处活动颇见成效，但由于东北为苏军的势力范围，马歇尔不便插手东北，为此，中共一度设想由“苏联出来作东北之马歇尔”，但被苏方拒绝，因为苏联作为中苏条约的缔约方，是很难调处的。
        这样，在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东北问题不仅形成了两个互为牵制的僵局，而且处于无人能够出面调停的局面，在这种盘根错节的关系中，局面必然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