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底和11月初，国民党军向葫芦岛、营口进兵，遭到中共阻击，担任运输的美国舰船不愿卷入冲突，故未靠岸强行登陆，国民党军只得转道秦皇岛登陆，海上运兵完全受阻。
        显然，国民党已不可能于12月初按期接收东北，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于11月中旬展开了一次战术反击，采取了3项行动。第一，令杜聿明由秦皇岛攻占山海关，打开东北的大门，将一只脚插进东北。第二，令东北行营撤离长春，以示对苏军的不满。11月13日，蒋召集何应钦、熊式辉、程潜、白崇禧、陈诚、徐永昌、刘斐等人磋商，“东北问题，蒋先生说出两案，一、将行营撤出，以表暴苏联野心于世界……二、与其妥协，留行营作傀儡。”（注：《徐永昌日记》，1945年11月13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编印，1991年。）程潜、刘斐赞成第一案，其余态度不甚明确。翌日，蒋作出撤退行营的决定，15日，重庆外交部将此决定正式照会苏联大使馆。不难看出，杜聿明进，东北行营出，一进一出，留下进出两可的选择余地。
        蒋采取的第三个行动是将东北问题国际化，引动美国卷入。11月17日，蒋致电杜鲁门，介绍东北局势和撤退行营等情况，表示：“此种局势，需待中美双方之积极的与协调的动作，以防止其继续恶化。”（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七编（一），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1年，149页。）11月27日，杜鲁门宣布马歇尔使华，对此，王世杰的判断是：“杜鲁门总统决定派马歇尔将军为赴华特使。杜氏之此种决定，与蒋先生去电指述东北危机有关。”（注：《王世杰日记》，1945年11月29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编印，1990年。）
        这样，东北问题发生了第一次危机。
        构成东北问题的第三方是中共。中共在东北的存在，当然处于中苏条约的安排之外，故不具“合法”地位，中共所依据的只能是既成事实，因此毛泽东规定了一条方针：“东北的事情，我们只能做不能说。”（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74页。）
        彭真将他担任中共东北局书记的9个月期间，中共中央关于东北的战略布署分为4个阶段（注：见彭真著《东北解放战争的头九个月》，辽沈战役纪念馆等编《辽沈决战》续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5-16页。），简言之，即分散、集中、再分散、再集中。
        1945年10月2日，刘少奇指示东北局：东北军事部署精神，“不是首先将主力部署在满洲门口，抵住蒋介石”（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507页）。满洲门口即南满沿海地区。毛泽东由重庆返回延安后，中共方针改变为“独霸”东北，10月19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守住东北的大门”（注：《刘少奇年谱》上卷，517页。），这表明中共对于中苏条约已经没有什么顾虑了。
        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11月初，中共东北部队对企图在营口、葫芦岛登陆的国民党军进行阻击。11月2日，毛泽东致电彭真：“葫芦岛打枪，重庆已有反映，王世杰请苏方令中共撤退，苏方说，这是中国自己的事，他们不与闻。”（注：《毛泽东军事文集》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7页。）苏军“不与闻”的立场，使中共认为摸到了苏军的底，其行动亦更加放手。
        此时距苏军撤离的时间日益临近，11月12日，东北局作出苏军撤离后夺取沈阳、长春和哈尔滨的部署，并于当日上报延安。15日，中共中央复电：“一面照顾友方信用，同时准备坚决消灭蒋顽在沈、长、哈三处着陆部队，夺取三大城市，其中最有决定意义的是沈阳城”（注：转引自彭真《东北解放战争的头九个月》，《辽沈决战》续集，7页。）。
        然而如前所述，11月15日，蒋介石下达了撤退东北行营的命令，张嘉璈当日在长春接到撤退命令后判断：“推测蒋委员长用意，撤退行营是一种反攻苏方阻碍接收、暗助八路军之策略，且试探其真实态度。”（注：张嘉璈日记，1945年11月15日。）既是反击，又是试探，这个判断是准确的。蒋介石此着立即见效，苏军的双重性自此完全表露出来。
        11月17日，苏联大使馆照会王世杰，表示：“苏军司令部严格遵守中苏条约，对于东三省之中国共产党部队，未曾予以任何帮助”。认为苏军撤退区出现中共活动是由于中国政府未能及时接防，表示可延期撤退，以协助接防（注：朱汇森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5年11月17日，台北，1990年。）。
        苏军采取的另一个行动是限制中共。11月20日，东北局电告延安：19日苏方提出，“长春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蒋，有红军之处不准我与顽作战，不准我存在，必要时不惜武力将我驱散。”（注：转引自彭真《东北解放战争的头九个月》，《辽沈决战》续集，7、8页。）当日，刘少奇复电：“彼方既如此决定，我们只有服从，长春路沿线及大城市让给蒋军”（注：《刘少奇年谱》上卷，529页。）。
        此后，国共双方态势发生明显变化，中共东北局撤出沈阳，中共东北方针再度改变为分散建立根据地，这个指示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名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而国民党方面于11月底与苏方达成协议，同意苏军延期至1946年1月3日撤离东北。12月4日，张嘉璈、蒋经国率东北行营重返长春。
        通过此番折冲，国共两方对苏军意图都有所了解。11月5日，张嘉璈致函蒋介石，对苏军的意图作出3点判断：其一，“使今后东北成立之政权，不能有与苏联不友好之意思与行动”；其二，“使今后东北不能为美国所染指”；其三，“使中国不能在关外植一雄厚之武力，以夹击关内之八路军。”（注：姚崧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541、542页。）
        张嘉璈对苏军的看法为周恩来获悉，12月初，周在给中共中央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张公权的窥测是对的：苏联不愿意在东北有军事纠纷，绝不愿美国军队开入东北，也不愿国民党派过多的兵驻扎长春铁路”。周的结论是，苏联是要坚守中苏条约的，因而对中共的支持“必然是不公开的，这种支持必然是暗示式的”（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6、7页。张嘉璈曾于11月30日在重庆约见董必武，笔者推测，周恩来大约是从董必武给延安的报告中获悉了张嘉璈对苏军的看法。）。
        综上所述，国共双方对于苏军的基本意图，认识基本相同。然而问题在于结果，经过此番波折，三足鼎立的格局因此确立起来。苏军的双重性是导致三角格局的根源，而三角格局则是全部东北问题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