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问题的演变
        随着政协会议的召开，国共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全面达成协议，这样，东北问题成为国共之间惟一悬而未决的问题，也就是说，只要东北问题解决，全国问题便基本解决。解决东北问题，必须推动国共谈判，由于国民党拒谈，中共只能以武力迫使其接受谈判，中共的东北方针也因此再度变更为集中作战。
        1946年1月27日，刘少奇指示东北局在有理的条件下给予国民党军重大打击，“务必一战大胜，煞下顽军在东北之威风，此为历史新阶段中之最后一战”，要求前线部队“立下最后一次战功”（注：《刘少奇年谱》下卷，14页。）。历史新阶段即和平民主新阶段，估计这个阶段即将到来，故称此役为“最后一战”，要求“立下最后一次战功”，也就是说，一切是以“最后一次”来打算的。
        当时，中共的东北兵力并不占优势，中共中央为何敢于要求前线倾全力一战呢？2月5日，刘少奇致电彭真、林彪说明道：“如果国民党向你们进攻，马歇尔将会立即要求双方停战……停战执行人将立即到达东北召集双方签订停战协定。因此东北很可能再打一下，但绝不会久打，能打十天到半个月就必然被强迫停战。”为此，刘少奇强调：“此一最后作战机会，你们绝不要再丧失”，“因为以后可能再无作战机会，所谓以多胜少的原则，也不要机械执行。”（注：《刘少奇年谱》下卷，18页。）
        显然，由于对马歇尔“强迫”停战的能量估计过高，故而认为无须顾虑；又由于认为是最后一战，故而可以不顾以多胜少的军事原则，这些无疑是“毕其功于一役”的设想。
        在做出军事部署的同时，中共也做出了相应的政治部署。2月13日，中共正式提出解决东北问题的4项主张，表示：“政治协商会议对于有争执的地方政权问题也已经成立了以民主方法合理解决的协议，相信也应首先适用于东北。”（注：《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81页。中共的4项主张是：改组东北行营；承认东北的抗日民主部队；承认东北各县民主自治政权；国民党开入东北的部队应限制在一定数量之内。）以政协协议解决东北问题，也就是把东北问题作为一个内政问题提了出来，以求将东北问题从外交问题的缠绕中剥离出来。这是中共就东北问题首次提出的谈判条件。
        当中共力求从解决东北问题入手，从而解决全国问题之际，整个政局发生了严重的反复。政协会议之后，中国政治没有按中共预期的那样步入和平民主新阶段，国民党以政协宪草原则违背国父遗教为名，向政协协议发动了政治反扑。与此同时，以东北问题为主因，发生了全国范围的反苏反共游行，最后，在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反苏反共反政协的右翼不满情绪达到了高潮。
        也就在中国政局严重恶化之际，基于多种考虑，苏军于3月12日从沈阳撤离，开始了为期约一个半月的撤军行动。
        苏军的撤退，逐步改变着东北问题的性质，那层外交性质的面纱渐渐被揭去，外交与内政两种性质并存的局面，开始向单一的内政性质过渡，三角格局开始向两方对垒过渡，因中苏条约而造成的国共两党在东北的“合法”与“非法”地位，同样不复存在。
        苏军撤退区为东北最重要的地区，能否进占沈阳、长春、哈尔滨以及贯穿其间的长春铁路（又称中东路），将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国共各自的地位。苏军于3月12日撤离沈阳后，国民党军于13日进占沈阳，这样，国共的下一个目标便集中于长春。此时苏军仍滞留长春，能否于苏军撤退时夺取长春，关键在于控制四平。3月18日，中共西满军区黄克诚部于苏军撤退后迅速进占四平，自此，东北问题形成了国共以争夺长春为中心的局面，而争夺长春的关键则在于争夺四平。
        苏军开始撤退后，中共中央综合多方因素，对蒋的底线做出一个基本判断，即蒋方“不论他的兵力、士气与民心，也不论国际国内环境，都无在东北大打久打与反苏反共到底之可能”（注：中共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6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91页；并参见《刘少奇年谱》下卷，26页，该电为刘少奇起草，发电时间为1946年3月13日。）。既然蒋没有大打久打的可能，也就是说，中共在东北可以放手一搏，以求得有利的停战条件。3月19日，周恩来从美蒋关系的角度，就中共应取方针向延安提出自己的意见，周认为：“美国需要中国安定才能借大款，这是美蒋之矛盾所在，而最后蒋也非随着美国意旨走不可。”“估计目前蒋在马歇尔回美借款期间，必不敢表示破裂，而且怕将危机传之国外，故我实行反攻颇为有利”（注：《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155、156页。）。判断蒋非随美国意旨走，也就是判断马歇尔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个看法与前述刘少奇的看法是一致的。
        3月24日，毛泽东就整个东北战略方针指示东北局：“我党方针是用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为此，毛要求：“黄李部动员全力坚决控制四平街地区”（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等，1993年，63页。黄李指黄克诚、李富春。）。3月25日，刘少奇指示林彪、彭真等：“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你们必须在苏军撤退后一二日内控制之。”（注：《刘少奇年谱》下卷，31页。）
        根据延安的指示，3月29日，东北局下达指示：我军必须迅速完成一切准备，于苏方撤退时以敏捷迅速手段进占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各市……抢占与确保长春的决定一环是开原、四平间的作战，请林彪、李富春、黄克诚注意。辽东（南满）军区部队为配合沈阳以北及长、哈、齐之争夺战，除集中主力坚决歼敌一部外，应分出适当兵力牵制大量敌人于南满（注：《毛泽东军事文集》3卷，155、156页注。）。也就是以四平为主要作战地区，南满为辅助作战地区，以为犄角之势。
        3月30日，周恩来在重庆约见张嘉璈，警告对方：“闻国军大量北上，不能不为防卫之策，因此北上之国军已受阻于铁岭，恐将再受阻于四平。目前解决之道，惟有迅速在政治军事方面同时谋解决。”张的答复是：“必须由中央先接收各地政权，再谈政治协商。”（注：张嘉璈日记，1946年3月30日。周恩来30日约见张一事，《周恩来年谱》未予记载。）有过一次“不惮出位”的经验后，张这一回出言颇为谨慎。
        4月2日，周恩来报告延安：“据张公权谈，蒋不如在苏军撤兵前取经济合作与国内政治解决，其目的在接收长春全路及九省”，“蒋军于十五日接收长春后，中苏即谈经济合作，以换全路及省城。”（注：《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189页。）这就是说，国民党的方针仍然是首先打开对苏僵局，为此，准备以经济合作作为对苏军的政治诱饵。
        3月27日，国共曾达成调处东北冲突的协议，但因为谁有权接收东北这个关键问题没有解决，单纯的调处冲突事实上无法执行。4月1日，蒋在国民参政会发表演说：“东北九省在主权的接收没有完成以前，没有什么内政问题可言。如果有人在东北主权没有收回，外交问题没有解决期间，提出内政问题……那就不知道他的用意何在了。”（注：《中央日报》1946年4月4日。）针对这个讲话，周恩来于4日举行记者招待会，表示：“如说解决东北问题，必先外交而后内政，必先军事而后政治，那就是有一种想法，想以外制内，以军压政”（注：《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209页。）。
        4月7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驳蒋介石》，猛烈抨击蒋在参政会的讲话，并于4月8日在重庆《新华日报》全文转载。对此，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驳蒋介石》一文“甚至诋蒋先生为不抗日，中共态度之如此变化，似系暗受苏联之指使”（注：《王世杰日记》，1946年4月7日。《新华日报》4月8日刊载“驳蒋介石”一文，但王世杰日记4月7日已记载此事，不知何故。）。4月9日，《中央日报》为此发表社论，称该文“编排字典上所有恶劣的名词，侮辱我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蒋先生……这是共产党即将一百八十度叛国而三百六十度造乱的宣言书”。时局逐渐紧张起来。
        4月13日，周恩来在重庆举行记者招待会，周说：“中苏条约中唯一的规定是承认中国在东北的主权，规定中国军队可以接收苏联撤退的城市，并未特别规定只有国民党的军队才能接收，中共军队也是中国的军队，因此不能除外，绝对有权参加接收工作。”（注：《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245页。）把中共自己也包括到中苏条约之内，这是中共头一次对中苏条约做这样的解释。然而怎样解释并不重要，此时苏军即将撤离长春，周的解释实际上是为中共即将发起的对长春的进占，做舆论准备和政治准备，东北问题正在彻底演变为内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