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烈的市场竞争释放出来的压力越大，个体的无保障性与无归宿性就越是明显，社会整合化的要求也就变得越是强烈。但是，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并非只能与保守主义结合在一起，它同样也能与激进的反启蒙精神的、反现代主义的种族主义结合在一起。自从1873年经济大萧条开始以来，德意志具有现代性质的反犹运动的兴起，提供了这种结合的证明。这场反犹运动是一种极端狭隘、反动的政治文化反应，就其性质而言，还仅仅只是德意志非犹太中间阶层，在面对这个社会内部的犹太少数民族职业同行竞争者时，运用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作出的一种自发性的社会整合化努力。值得注意是，在1890年以后，知识界青年极右派们发表的大量反犹作品，已在公开鼓吹"人和种族不可改变的天然属性"，并公开叫喊"经济上的崛起和对海外地区的征服，应归功于民族的特别本质，也就是它种族上的特性"，为了"条顿人的世界任务"，对内"必须同时清除低质、危险的犹太因素"（注：黑尔曼·格拉姆尔：《帝国砸玻璃之夜》（HermannGraml:Reichskristallnacht），慕尼黑1988年版，第77页。）。这种具有"前纳粹主义"性质的反犹主义，竟然能在和平时期，通过在社会内部树立民族对立面的尝试，动员起德意志社会中相当广泛的非犹太中间阶层，无疑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它表明德意志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对种族主义的反犹主义完全缺乏免疫力。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高工业化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社会所有阶级之间存在着一种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性，而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一种持久的紧张性，这两者本身又具有一种同时性。因此，所有不同职业集团之间许多附带的紧张关系，都聚集在这一矛盾之中，在这种局势中，对"民族感情"和"忠诚"的呼唤，目的是为了维护这个社会中统治集团的局部利益。当工人运动事实上是以推翻现存统治秩序为目标的时候，那么，容克阶级和资产阶级对民族主义信仰和价值体系的强调，本身能作为维护这个现存统治秩序的工具。
    尤其在国际局势紧张化时期，"民族"这个集体的象征物，在政治上能够形成一种巨大的压力。因为它本身负载了一种深深的感情，并能将这个社会大集体中的人与别的社会大集体中的人区别开来，谁对它提出疑问，谁就意味着"背叛"和"不忠"。连德国社会民主党最后也在1914年屈服于这种压力，与其它各政党缔结"城堡和平"并"为祖国而战"。这场工人运动的加盟，使这种民族主义具有了更大动力，同时也恰恰说明了德国工人运动的民族化特点。一位老资格的社会民主党人在1916年的回顾中这样讲道："我们社会民主党人长期以来被骂成是'没有祖国的家伙'，我们为之奋斗的就是要使那些自大狂们的幸灾乐祸归于失败。在这场战争中，我们已经重新学会了我们几乎忘记了的东西：即在所有的阶级冲突之外，这个民族的所有阶级是具有某些共同性的。在这场战争中，我们德意志社会民主党人已经重新学会了把我们自己看作是这个德意志民族的一部分，当然不是最坏的那一部分。因为，我们不想被无论是右派或是左派中的哪个人，剥夺走我们是属于德意志民族的那份感情。"（注：拉夫·达伦多夫：《德国的社会与民主》（Ralf Dahrendorf:Gesellschaft undDemokratie in Deutschland），慕尼黑1968年版，第209页。）
    当德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以"民族"的名义来推行时，当负载这种自我赞扬的价值体系的集体非常强大时，这种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便获得了它自身近乎于机械性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通常是任何个人或集团所不能控制的。就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民族主义这种特殊的信仰体系与保守主义、共和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这四大信仰体系之间的区别。这四大主义是同一社会内部正在变化着的力量平衡中的产物，仅仅是第二位地影响到国家间的关系；而民族主义是不同国家间正在变化着的权力平衡中的产物，仅仅是第二位地涉及到国家社会内部不同阶级和阶层之间的紧张和冲突。因此，民族主义的信仰者可以是来自不同社会集团、不同政治派别中的任何人。毫不奇怪，与民族同胞的认同感一旦加强，那么，与其他国家同样阶级和等级的人们之间的认同感也就自然减弱，反过来说也是一样。这种认同与排斥模式上的变迁，本身就是民族感、民族价值、民族信条发展的一个决定性前提。
    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各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都以"民族"的名义来推行自己的强权政治目标。这种工业民族之间日益上升的战争气氛，本身又能反过来加剧各国民族主义的恶性发展。正如德国历史学家路德维希·德约所指出的那样："对于德意志人来说，不是在10年间，而是在几年内，便触及到国际问题中的所有高度和深度。在1914年，由于面临'全世界敌人'的仇恨，我们体验到整个人类那种使人沉醉的强化感。我们政治上的孤立导致了这种突然的、精神上的孤立，这种孤立必然会带来过度行为的种子。这种发展被大多数人积累起来的情绪所催促，它粉碎了这个民族的精神平衡。由于被仇恨所包围，这个民族便依赖于它自己的仇恨。社会和国家机器被这种孤立的、光荣的、然而也是命运不佳的斗争弄得紧张过度，传统已完全被歪曲了。极端主义和偏执狂的意识，在一个更为平静的环境里，本来可能只会是一种残存现象，但现在已开始在全社会蔓延开来。"（注：路德维希·德约：《二十世纪的德国与世界政治》（Ludwig Dehio:Germany andworld Politics inthe Twentieth Century），纽约1959年版，第19页。）
    民族主义的帝国主义并不是德帝国特有的现象。但威廉时代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却始终有着它自身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特点。从大战前夕德意志知识界鼓吹的"1914年精神"中，人们不难看到这种特点："用文化、生活方式相同的德意志人之间的自然联盟来对抗法兰西自由人之间的政治联盟"，用"义务、秩序、正义来对抗自由、平等、博爱！"（注：克里斯蒂安·格拉夫·冯·克洛科夫：《德意志人一百年，1890-1990》（Christian Graf von Krockow:Die Deutschen In Ihrem Jahrh-undert,1890-1990），汉堡1990年版，第100页。）
    总之，德意志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处于现代性与反现代性之间的意识形态。它首先是现代化推动力的产物，在它形成的初期完全是现代主义的，因为它是德意志民族感受到自身落后性的一种反应。它在政治上的登场，本身也推动了现代化的继续前进，因为它所具有的集中化和动员化特点，克服了地方分裂化，造就了一个民族的社会。它提供了一种新社会整合化的框架和工具，并用社会成员个体身份上的同一性，来替代被现代化发展破坏了的传统。它促进了所有社会成员对共同事件日益增长的参与，从而证实了现代人的潜力和能动性。
    但是，人们还必须看到它的消极因素。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也是现代化危机的一种反映，一种由于行为标准、传统和宗教的家乡遭到毁坏而出现的"思乡病"产物，一种由于异化、理性化、经济主义、个人主义、毁灭历史的未来主义、进步主义、抽象的普遍性等带来的现代化压力的产物。它用造就一个新的、更大的感情上的家乡，用一种包括整体的新条件，用一直通向"光明未来"的文化历史上的辩解，用向社会个体们介绍身份上的同一性，用一种对政治乌托邦的现代许诺，来企图摆脱由于现代化进程及其压力所带来的种种痛苦，因而本身又具有一种反现代主义倾向。同时，它总是极力证实自身民族有着与众不同的独特优越性，并将这种优越性归结为文化来源甚至是人种。它通过对民族独特优越性夸张式的宣扬，唤起了成员的民族荣誉感和崇高感，从而也形成了它自身特有的强烈内聚力。因此，自从19世纪7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它能够作为威廉时代民族主义"集合化运动"的工具，作为德帝国主义的战争工具来服务。在外部因素的压力之下，它固有的种族主义成分，汇集到现代法西斯主义运动的潮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