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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日本称谓中国国号之演化及用心考论(2)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史学月刊》 单冠初 参加讨论


    尽管日本内阁已议决在承认中华民国后,其内外公文在涉及中国时“理应使用中华民国”,但直到1930年底,日本在对华条约及给中国政府的公文中,“实际上仍使用了支那国或支那共和国之称呼”[10]。这一阁议不仅使“支那”蔑称在日本朝野公私的文件和书报中广泛使用,也引起了中方日益强烈、公开的抗议和抵制。
    早在辛亥革命前,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侨就曾投书日本报纸,要求日本人不要再用“支那”一词而改称“中国”,并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国号称谓的争论。1913年10月16日,中国驻日代理公使曾奉命拜访牧野,要求日本废止“支那共和国”称谓,改称“中华民国”,但被牧野以“已有此种先例,碍难适应支那政府希望”为理由拒绝[10]。尔后,中方在交涉二十一条、巴黎和会和五四运动期间提出的抗议,也未获日本理会。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日本迟迟不予承认,并以宁、济等案逼蒋一再让步。随着美、英等相继与中国恢复关系正常化,日本政府害怕过于蛮横的干涉政策,会使其在对华外交上继续落后于欧美各国,并进一步激化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为此,首相田中于1929年5月向其驻宁领事发出了《国民政府正式承认问题》之密件,指令日使芳泽“须在参列孙文奉安大典前递交新帝陛下(指1926年登基的昭和天皇--引者)之委任状,以进一步明确我方与国民政府之正规关系”[11]。田中内阁垮台后成立的滨口内阁虽再次以主张“协调外交”的币原出任外相,并宣称要“刷新对华外交”,但也只是暂对其侵华野心稍加掩饰,并未改变其蔑华、甚至仇华的态度,其内外公文仍大多使用“支那国”等蔑称。因此,日政府当然无法缓和中国政府和舆论的谴责。
    1930年5月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决议:“中国政府中央政治会议鉴于日本政府及其人民以‘支那’一词称呼中国,而日本政府致中国政府的正式公文,亦称中国为‘大支那共和国’,认为‘支那’一词意义极不明显,与现在之中国毫无关系,故敦促外交部须从速要求日本政府,今后称呼‘中国’,英文须写National Repubilc of China,中文须写大中华民国。倘若日方公文使用‘支那’之类的文字,中国外交部可断然拒绝接受。”[2]19日,国民政府文书局长杨熙绩又在总理纪念周政治报告中提出强烈谴责:“私人交际尚应名从主人,况国交云。在满清政府时代,日本称之为大清帝国,今不称我大中华民国而称支那,吾殆满清政府之不若矣!假使吾人称彼为倭奴,于国际上之文书称彼为大倭奴国,我知日本必不承认。夫侮我不侮我在人,其甘心受侮与否则在我。倘日本再有如此无理之字样,我务当予以退还并严词诘责之。”[12]
    中方的强烈态度引起了日本外交机关的注意和媒体的强辩。5月21日,日本驻南京领事上村专门将杨熙绩报告的有关部分电告了币原[13](p1041)。而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竟刊文指责中方的照会和抗议是干涉其“语言文字的独立”、并以“‘支那’是转译西文称中国瓷器而得名”进行辩解。对此,中国《民国日报》、《武汉日报》即发表题为《日本外交之失态》的同名连载评论,进行义正词严的批驳。评论指出:日本在外交公文中称中国为“支那”是一种“不伦不类的称呼”,中国政府“有将来如再发现此种称呼即将来文退还之正式申告……实在是很合理的”。“日本大阪每日新闻说是干涉他们语言文字的独立,这实在是一个无理的抗辩”。“我们不能不惊讶日本外交当局的对于国际礼节的失态和日本新闻界的失言,泱泱大国民风度的中国人对于日本人这种气量褊狭的故意的错误,不得不引为遗憾,我们实在有开启他们指示他们的必要”:“支那”二字是China的译音,而Zhina是“秦”的转音或由瓷器而得名。但中国历史悠久,物产繁多,无论朝代名还是物名均多得可令人“惊倒”,随便拿一个来称中国都是不正确、不可能的。中国人之所以确定国名为“中华民国”,是因为“中华”二字,既说明了我们种族的根源和历史,又说明了我们种族的特质和文化;而“民国”二字则既合“民为邦本”之意,又符“三民主义”之义,其“意义之精深远大,更不能以历史上残废名词的‘帝国’‘皇国’诸名词相提并论”。在孙中山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已19年的今天,日本当局仍在国际上称中国为“支那”,“不是表示他国际礼节的失检,就是表示他文化落后知识闭塞罢了”。“本来,日本的文字无所谓独立,且亦不能独立……假设日本文语真能独立起来,我们今天也不用费力气来指定日本外交文书上称呼失态与失仪了;因为他本不能独立,所以负了普及中国文化与日本有悠久的历史关系的中华国民,便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同种同文的日本国民和他们政府当局的疏忽、任他们遭受不明国际称呼及国际礼节的耻辱和讥笑而不加以指正”。“假使日本人竟毫无理性不肯改变他的态度,那么我们中国人也可以有相当的报答的”。古时中国曾称日本为“倭国”,且日本也曾自称“大倭国”,直至文武皇(新罗)十年八月,“倭国自恶其名之不雅,改为‘日本’。”故中国“若以倭国称呼日本,实在是很有历史的根据的。”“虽然‘倭’字并不含有诬辱的性质,但揆之‘名从主人’的道理,我们对于日本人的厌听,表示十分的同情。但己所不欲勿施欲(与)人,自己既不愿意被人称做‘大倭帝国’,为什么偏以辗转译音的名字称谓别人的国家呢。公然书于国际公文上面,已属大失礼仪。又复强词夺理哓哓置辩,适足以充分的表演暴其狂妄夸大、扬己抑人的岛民根性。”文章最后呼吁:“我们希望我们的外交当局,不要做一个‘支那’的外交当局,而要做一个大中华民国的外交当局。”[14]
    此评论的非常规格立即引起了日方的特别关注。6月24日,即评论载完当天,日本驻沪总领事重光癸即将其剪下寄给币原,并指出:“其所论大体与5月19日国民政府纪念周上,文书局长杨熙绩所作的关于日支关税协定的演说相同”[13](p1041)。日本第59届议会也在有关调查报告中指出:“最近中国官民对此称呼多次表示不满”,上述各报“发表同名评论同样是为了抨击支那之称呼”[10]。迫于外交上的巨大压力,币原遂在10月29日呈交滨口的《关于支那国号之称呼件》中提出:清朝覆没后,中国已改国号为中华民国,此后虽政局多变,但国号始终未变。日本政府虽在1913年10月向中国新政府递交了“承认中华民国”的国书,但“同年6月曾阁议决定:在帝国政府内及帝国与第三国之通常文书中,今后一律以支那取代以往之清国。承认上述新政府的官报文告也将此表述为支那共和国。此后,虽有上述条约国书等特例,实际上仍使用支那国或支那共和国之称。上述支那称呼一开始就不受中方欢迎,最近该国官民对此更有不满表示。我们认为,且不论其理由当否,我方均不必无视中方感情而墨守成规”。“即便支那政府眼下未要求改称,由我方主动在此时改变以往之用例也是适宜的”。该件还建议:决定改称后不应见诸报端;对中国和中国人之简称任由以后的习惯决定;择机修改以往法令中的“支那”旧称,但在非官方或半官方文件、书报中,“作为地理性名称记作支那当然无妨”[13](p1042-1044)。两天后,滨口通知币原:已阁议通过外务省之提案。11月1日深夜,币原向驻华公使馆及奉、汉、港总领事发出《对中国国名使用“中华民国”之训令》,并令转电所辖各领事馆[13](p1044-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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