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此后，在日本的对华条约或公文里，虽已大多改称“中华民国”，但在其他公私文件及文章、口语中，仍普遍使用着“支那”一词。“中国事变”被叫做“支那事变”，侵华日军被称为“支那驻屯军”。日本在华的经济侵略机构，也大多名为“某支那某某会社”，如臭名昭著的“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等，中国人则被叫成“支那人”。这表明，尽管日本政府迫于国际大势和惯例在外交场合改变了对华称呼，但其长期培植起来的蔑华乃至仇华的国民心态，并未得到改变。日本政界更有不少人坚持使用“支那”蔑称。日本政友会议长松冈洋右就曾于1931年1月，攻击币原对英美外交碌碌无为，对俄华交涉软弱无能，并大骂其为“卖国奴”[15]。而松冈攻击币原对华“软弱”的口实之一，就是其主张改变对华称呼：“乍一看事情似乎很小”，但“抛弃日语而使用中华民国之称呼--这种态度和用心，已充分说明所谓币原外交是个什么东西。”[1]（p22-23）
    松冈的谬论很快引来了中国舆论的反击。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1931年1月28日《国际？报》（一字不清--引者）上，有一篇题为《日本议员口中之支那与中华民国》的社论对此作了抨击：“最近中国一再让步‘以求邻邦之谅解’，然代表日本民意的议员们还不满足于币原外交之‘慢性侵略’而加以攻击。以往中国民众即便对日本政府当局感到愤慨，但仍对日本国民寄予若干期望。但代表日本国民的议员这样做，就不能不使中国民众失望之余而生疑念：政友会议长松冈洋右在指责币原对华外交软弱的发言中，作为‘不可思议的奇例’举出的例证，竟是币原提出要改称‘支那共和国’为‘中华民国’……中国没有轻侮日本之意，日本却为何不肯承认中国政府、并强称中国为‘支那’呢！松冈氏这些话原为攻击币原而发，可说是区区小事。但其所表现的日本国民之态度，在期待中日接近的气氛中却是极其遗憾的。”[1]（p23）
    在伪“满洲国”成立特别是日本正式承认伪满后，日本在对华称呼问题上又翻出了新花样。1932年底，日本外务省在《关于改称支那国为中华民国之件》中提出：“鉴于支那名称系满洲国独立前总称中华民国疆域的地理性名称，故在称呼支那国时，有可能产生该称呼也包括满洲国之误解。尤因满洲国的独立，以往之支那国已分为两个国家。满洲国和中华民国已成全然不同的存在。我们因此认为，如将支那国改称中华民国，将有助于防止出现上述误解。”另外，由于在《清国在留帝国臣民取缔法》等“日本法令中，也有清国、支那国之名称，而今后这些法令仍应适用于满洲国，故如保留上述支那国等称呼，就会引起非常不利的结果--人们会认为支那国即中华民国，上述法令不适用于满洲国等等。所以，须在机会适当时将以往国内法令中之支那国名称，改正为满洲国或中华民国”。但“目前还不必急于作字句之改正”。首先，“有关支那之条约中所用支那国或中华民国等词乃双边条约内容，我方不能单方面改订。其次，有关支那之各约是否理应由满洲国继承，也要视条约之目的、性质再作认定”。因为“满洲国”虽在“建国宣言”中宣布，要按国际法及国际惯例继承并履行中华民国与各国所订条约中的权利和义务，但又于半年后的《日满议定书》前言中明示：“满洲国只尊重中华民国所订之国际条约中，应能适用于满洲国之条款”。显然，上述理由中真正反映日本之用心的乃在“其次”，即是否要改正日本法令及双边条约中的“支那国”旧称，以及究竟将其改为“中华民国”还是“满洲国”，关键要看对日本及“满洲国”是否有利。由此可见，日本外务省此时再次提出要用“中华民国”来称呼中国，乃是特指“满洲国”以外的“中国”。因此非但不能认为日本已不再蔑视中国，反而反映了它急于把一手炮制的“满洲国”，作为和南京国民政府“全然不同的存在”从中国分离出来，并借以告示世人：“满洲国”已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不再是“支那国”或此前的“中华民国”之一部分。
    直至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日本政坛在对华称呼上仍时有争议。岩村成允在《关于日本、满洲、支那国号之研究》的小册子中指出：“近年，关于支那之名称，常在帝国议会等场所成为议题”[16]。1941年7月，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不久，日本统治者为建立所谓“举国一致”的政体决定取消政党政治。至8月中旬所有政党均已解散。10月12日，成立了以第三次出任内阁首相的近卫为总裁、以“倡说臣道实践”为己任的皇权主义组织--大政翼赞会。该会成立后不久，就提出了“改支那而使用中国的意见”[17]（p133）。当然，此处所谓的“中国”乃指汪伪政权，而非已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这反映了其希望以此表示对一年半前推出的傀儡政权的“尊重”，并提高后者的国际地位。我们不难看到，在日本此后与汪伪政权的诸多条约、公文中，常有“日华某某协定”、“日华满某某”的标题和词句。这也表明大政翼赞会此议已被日本政府贯彻于外交实践中了。但总的说来，即使进入40年代后，日本各种民间或半官方文件、书报在提到中国时，仍大多延用“支那”称呼；少数使用“中华民国”称呼的则一般不用“支那”一词。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和作者的对华态度有关。顺便指出，我国有些文章在引用或翻译日文史料和著述时，常把原文中的“支那”随意译成“中国”，这不仅没有必要，且很可能因此模糊了作者的对华态度。
    总之，从19世纪末起“支那”已成日本的对华蔑称。民初以降，更成为日本政府规定的公文用语，即使在其决定一律改称“中华民国”之后，日本社会仍继续使用着“支那”等蔑称。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以战胜国身份派代表团到东京，于1946年6月“命令”日本不许再用“支那”之称，日本政府才于同年6月6日和7月3日，以外务和文部两省次官名义，先后向各报社、出版社及大专院校校长，发出避免使用“支那”称呼的正式文件：“查支那之称呼素为中华民国所极度厌恶者。鉴于战后该国代表曾多次正式及非正式要求停用该词，故今后不必细问根由，一律不得使用该国所憎恶之名称”。[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支那”一词基本已被弃用，但日本社会至今仍有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该词。其中有些老人或许是旧习难改（笔者在日访学期间，曾遇到几个年轻时到过中国东北、对中国并无恶意的老人，提到中国也是一口一个“支那”）；而如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前年曾在香港对此大发谬论）类的反华狂人，则是以当年军国主义轻视、甚至仇视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傲慢心态，及对昔日日本帝国称霸“大东亚”旧绩之怀恋，蓄意以此蔑称中国的。对此，我们尤须严正批驳，以正视听，以护国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