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持有历史相对主义观点的论者却认为，既然历史认识总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就足以证明历史本身没有什么真理可言，更说不上有什么客观规律可寻了。他们由此认定，历史学绝不可能成为一门科学，或者说，至多只能在史料考证上可以用客观的科学标准确定是非得失，还沾得上一点科学的边缘，而一切历史解释都只能是研究者凭自己的爱好和价值标准作出自以为是的判断；因此，他们断言，历史学只能是一门“人文学科”。
    这种思潮对历史科学的发展十分不利。因为否定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存在，否定历史学应该是探寻和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科学，就会使历史学丧失启迪人们科学地认识社会趋势和人生价值的功能，甚至使历史由一项无比丰厚的公共精神财富资源变成贻害无穷的公害来源。
    把文史哲等学科排除于科学之外的观点，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早在19世纪，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文德尔班、狄尔泰和李凯尔特等人就提出语言、文学、历史、哲学等学科，由于主要是研究文化和精神现象，不能从个别现象或事例归纳出一般法则，也不可能有一致公认的衡量研究成果是非得失的客观标准，因此是一些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科学的特殊学科--文德尔班称之为“精神科学”，狄尔泰称之为“人本科学”，李凯尔特称之为“文化科学”。在西方文献中，人们把这些学科统称为“人文学科”（Humanities）。直到现在，许多人仍然把它们看作不属于“科学”（Sciences）的学科。如《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在概括两者的区别时，提到其中的一种说法认为，“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区别在于其分析和解释的方法，科学从多样性和特殊性走向统一性、一致性、简单性和必然性；相反，人文学科则突出独特性、意外性、复杂性和创造性。”它归纳的另一种说法认为，“科学”和“人文学科”在探究和解释世界的方式上存在根本区别，……科学是理性的产物，使用事实、规律、原因等概念，并通过客观语言沟通信息；人文学科是想象的产物，使用现象与实在、命运与自由意志等概念，并用感情性和目的性的语言表达”（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6卷第761页。）。这些论点同新康德主义哲学家们一百多年前提出的论点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横亘在“人文学科”和“科学”两者之间的鸿沟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怎样才能弥合呢？
    这条鸿沟的最深层的根源，就是机械唯物论和唯心论两种社会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对立；从另一角度说，这也是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对立的表现。
    机械唯物论的社会历史观认为人的命运是由人的外部生存条件--包括人们自己先前无意识地造成的生存条件--决定的，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都不由自主地受着那些条件的支配，自己没有自主选择的余地。持有这种社会历史观的人，就会在方法论上采取科学主义的方法，在社会科学中，表现为运用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方法，把影响人类生存的种种外部条件或物质因素--甚至包括在所谓“集体无意识”中形成的心态、信仰之类的精神因素--归纳成为各种“模式”或“结构”，并对其进行功能分析。他们认为，由这样的结构--功能分析构成的知识体系，就是科学。
    唯心论的社会历史观大多认为人的命运最终是由神意决定的，但同时认为人的具体行为是由他们的动机和意志支配的，是有充分的自主能动性的，并且认为社会历史过程就是人们、特别是精英人物的动机和意志的展现过程。持有唯心论社会历史观的人，在方法论上就会采取人本主义的方法，就是把研究对象中的每一个人物都作为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价值和自由意志的个体，强调研究者只能通过“移情式”的“领悟”和“内省”去恢复那些独特的个性、价值和自由意志的本来面目，反对运用归纳法进行“模式”、“结构”或“法则”的归纳，认为那样就抹煞了研究对象的独特个性、价值和自由意志。
    平心而论，这两种社会历史观和方法论，都各自看到了真理的一个侧面：事实是，人类在生存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既受到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条件的制约，因而有“不由自主”的一面；但人类又总是不断地按照自己的意志改变着客观条件，有“自主选择”的一面。问题是，双方都没有看到，人类总是在求取生存和发展的实践活动过程中，不断积累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和精神力量，使自己逐渐减少“不由自主”的程度，增加“自主选择”的自由度。由于双方都没有看到这个驱动和转化的中心环节，只看到自己所在的那个侧面，因此双方都无法回答自己面临的根本性问题：机械唯物论者无法回答他们发现的那些“结构”、“模式”是怎样生成和改变的，因此或者避而不答，或者最终归因于上帝；唯心论者无法回答他们所说的决定历史进程的精英人物的动机和意志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属于不同时代和不同阶层的精英人物会有截然不同的动机和意志，而同一时代、同一阶层的精英人物的动机和意志又颇为类似；面对此类问题，唯心论者同样是或者避而不答，或者最终归因于上帝。
    一旦上帝出场，自然就没有科学的位置了。可惜上帝毕竟弥合不了“人文学科”与“科学”之间的鸿沟，也克服不了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之间的对立。
    怎样才能摆脱困境呢？原来唯物史观早就指出了摆脱这一困境的途径，只是由于过去一个时期里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以之为中心的种种“规律”，使唯物史观指引的科学途径蒙上的厚厚的历史尘埃，以致它的科学光芒被遮掩起来了。今天，改革开放的强大潮流激励我们去清除那些历史的尘埃，久被尘封的通向科学的途径就开始重新露出了它的科学理性的光芒。
    原来，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科学途径正是机械唯物论者和唯心论者都看不到的途径，也就是人类在历史创造过程中由不自由走向自由的途径：那就是劳动。恩格斯说，唯物史观是“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258页。）的学说。确实，唯物史观的整个宏大的科学体系的起点，本是一个人所共知的而且也是任何人都不会怀疑的最简单的事实：人类要生存，就必须吃、喝、住、穿；要吃、喝、住、穿，就必然要从事劳动生产。接着，它从这里展开它的整个体系：人类世世代代从事劳动生产，就必然要在不断改善生存的客观条件的同时，不断提高自身的物质和精神素质：“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例如乡村变为城市，荒野变为清除了林木的耕地等等，而且生产者本身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第494页。）；从而也就必然要促进人性越来越多地脱离动物的野蛮性，具有越来越多的文明性；从而也就必然要推动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这就是唯物史观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的最根本的普遍规律。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把全部历史归结为人们“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始终只是他们个体发展的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124页；第4卷第532页。），把唯物史观称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2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