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80年代初，作为对教条式“唯物史观”的反拨，照应着整个时代的思想解放，史学界曾以高张“实事求是，尊重历史”来树立史学的“科学性”，甚至悄然兴起一股“回到乾嘉去”的思潮。而当80年代的理论热潮稍歇暂定，史学界再次平静而坚决地予以反弹，伴随着“国学热”和“学术规范”的讨论，90年代的学风实现了从高谈“主义”到研究“问题”的转移，多有学者称“实证”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当今史学的主流。然而，与当代史学确定无疑地将重心置于“实证”的同时，史学学者又借用西方历史哲学的思想资源对“实证”观念进行了持续深入的检讨和批判，这种检讨和批判已构成当代史学发展的一股重要动力。
    无疑，在当代中国史学20年的进程中，“实证”已成为一个含义复杂的主题词。它既显示了当代中国史学一种富有成果的确定发展方向，又折射出当代中国史学所面临的重重困境和问题。因此，回顾和检讨“实证”观念在当代中国史学发展中的遭遇，对于我们反省自身的工作状态及其存在的问题，从而获得正确的方向感，也许不无裨益吧？
    一“实证”的两重涵义
    在西方学术史上，“实证主义史学”有着狭义和广义之分，于是“实证”的概念也就有了相互联系和递进的两重涵义。
    19世纪是“科学历史学”得到确立并迅速发展的时期，对整个19世纪史学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是德国史家兰克，他被后世公认为“科学历史学之父”。众所周知，他在《1494-1514的拉丁和条顿民族史》一书中，明确提出了一个史学新原则：史学应该摆脱一切求用的外在目的，史家应该摒弃主观，“客观如实”地叙述过去的“客观事实”。他把研究重心放在提取原始证据和分析证据的工作上，并确立了一套“科学的”史料批判方法。在他的影响之下，“客观如实”的治史原则成了欧洲史家的普遍信念，他们用科学的考据方法去确定事实，自信历史学将经由这一途径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在19世纪后半叶，由法国哲学家孔德奠定的实证主义哲学日渐成为欧洲学术思潮的主流，以泰恩、古朗治为代表的法国史家和以巴克尔、伯里为代表的英国史家将实证主义哲学精神运用于历史研究，形成了“实证主义史学”。他们为史学规定的任务是：1、通过直接经验观察的方法确定一个个事实。所谓“直接经验观察”，指的就是自历史文献中考辨和提取证据；2、从一系列确定的事实中归纳得出有关社会演化的因果规律。他们所说的因果规律，指的是现象之间“顺序性和相似性的固定不变的联系”。在他们看来，这完全属于经验领域，根本不必涉及“价值”和“意义”。这些“实证主义”史家相信，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一样服从于一些确定的因果法则，而史学家能够通过“实证”的方法发现它们，从而预知历史进程。由此，历史学才能成为一门与自然科学一样的真正的科学。尽管“兰克学派”和“实证主义史学”之间有着强调个别事实和强调一般规律概括的差别，但在本质上它们是相通的：1、他们都假定了一种确定不变的客观历史真相，并将之作为历史研究的最高目标；2、他们都强调历史事实的纯粹客观性质和历史学家面对历史的客观态度：“事实”独立于认知者之外，历史事实之与历史学者的关系正如科学家之与自然事物，故而，与科学家观察自然一样，史家必须删除一切主观因素。所以，从广义上讲，即从史学“科学性”的认同和研究方法的共性上讲，19-20世纪西方的专业史学就是实证史学，也可以称之为学院派、科学史学。[1]
    那么，史学“实证”观念的第一层涵义，可以说是“实证”一词的原义，指“可以在经验中观察到的无可置疑的事实”。“实证”强调的是：只有以观察到的事实为依据的知识才是真知。“实证”的这一基本涵义是深深包裹在近代社会人文学术之中的坚硬内核。然而，对确凿无疑之事实的绝对强调往往导致对主观理解和解释的绝对排斥，暗含着对一切抽象和推论的怀疑与拒斥。而“实证”观念的第二层涵义则是“科学历史学”的基本理念，即对于纯然客观的“事实”和自在自为的“规律”的设定，以及对于研究者的“客观科学”态度的简单强调：“真相”意味着早已安排好的人类生活的逻辑秩序，人类的行为－事实事先安置在一套因果链条上，等待一个与之隔绝无涉的人去发现。
    20世纪以来，西方的实证史学传入中国，与乾嘉考据传统相汇合，成就了中国近代的实证史学。胡适和傅斯年曾从理论上大力倡导科学实证的史学观念。如果说，胡适更偏向于谨慎的存疑和实验，而傅斯年则强调绝对、彻底的客观精神。他明白任何两件事实之间的联系都包含着史家主观的构造和推论，“而推论是危险的”，于是，他明确地“反对疏通”，对“著史”、“史论”、“历史哲学”一概排斥。在绝对“客观”的标尺下，惟一合法的历史科学就只能是史料学了。[2]傅斯年关于科学史学的狭隘界定，结合着固有的乾嘉考据传统，成为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占主流的史学观念。以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为标志，中国新史学发生了重要的转折，此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日增，与实证史学鼎足而立。随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全面胜利，马克思主义史学遂成为不争之主流，迄今已逾半个世纪。尽管中国近代实证史学着重局部史实的精细研究，而马克思主义史学则以“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进行宏观架构，直接回答中国历史发展演化之所以然，但是，二者有着一致的基本立场和紧密的学术继承关系：对史学之“科学”性质的认同和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