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后汉书》作者范晔的研究，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同时，他也是一个人们争议较多的史家。范晔是南朝宋人，《宋书》本传之末，引用其兄范晏的话说：“‘此儿进利，终破门户。’终如晏言。”《南史》本传后论说得具体一些：“蔚宗艺用有过人之美，迹其行事，何利害之相倾。”这两则较早的评论，写得都很谨慎。究其根本原因，是因为范晔以“谋反”之罪而受诛。
    至于其所著《后汉书》，《宋书》本传只是说：“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南史》本传引伸说：“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至于屈伸之际，未尝不致意焉。”这样的评价都很笼统。
    较早对《后汉书》作出认真评价的，是南朝梁人刘昭，他稍晚于《宋书》作者沈约，是阐述、宣扬《后汉书》成就的最有力的人物之一。他在《后汉书注补志序》中写道：
    范晔《后汉》，良诚跨众氏，序或未周，志遂全阙。国史鸿旷，须寄勤闲，天才富博，犹俟改具。……况晔思杂风尘，心桡成毁，弗克员就，岂以兹乎？……晔遗书自序，应遍作诸志，《前汉》有者，悉欲备制，卷中发论，以正得失，书虽未明，其大旨也。曾台云构，所缺过乎榱桷，为山霞高，不终逾乎一篑，郁绝斯作，吁可痛哉！徒怀缵辑，理惭钩远，乃借旧志，注以补文。狭见寡陋，匪同博远，及其所值，得微得论列。分为三十卷，以合《范史》[1]（《范晔传》）。
    这篇序文，也批评了范晔“思杂风尘，心桡成毁”，但对《后汉书》却有明确的评价，一是说它“诚跨众氏”；二是肯定它作志的计划与旨趣，“书虽未明，其大旨也”；三是“乃借旧志”，“以合《范史》”，并视此为一桩重要的事业。
    唐宋以下及于明清、近代，评论《后汉书》者多矣，而争论也不曾中断过。本文之所以开篇要说到这些，是为了证明：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包括评价一个史学家）本是一件很繁难的事情，除了历史的原因外，还有评价者在认识上的差别。即以范晔的史学思想来说，其要旨与核心究竟何在？依然是一个值得再探讨的问题。笔者反复阅读范晔的《狱中与诸甥侄书》（《宋书》本传亦称此为范晔“自序”，下引此，作“自序”）和《后汉书》纪传以及相关资料，略有所得，写出来向同好请教。
    一、关于“以意为主，以文传意”
    范晔的史学思想，最重要的两个方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一是关于“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二是关于“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对于前者，所讨论甚少，本文特提出来加以阐发。对于后者，屡屡有论者提到[2]，有的论者也有一定的论述，颇多启发，有的论者则未予以展开。本文意在发展、丰富已有陈说，时亦提出新的认识，把这一问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一步。对于范晔的历史思想，笔者拟另撰专论，本文一般不予涉及。
    这里，首先讨论关于“以意为主，以文传意”的问题。
    范晔在“自序”中突出地写了他关于“意”与“文”的认识，他说：
    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虽时有能者，大较多不免此累，政可类工巧图缋，竟无得也。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条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谓颇识其数，尝为人言，多不能赏，意或异故也。
    对于这一段话的理解，论者往往把它局限在关于“文”的范围之内，这是一种比较狭隘的理解。其实古时文史不分，后来文史分途但二者仍有联系。刘勰《文心雕龙》是文学理论著作，但也有《史传》篇专论史学。《昭明文选》“选”的是“文”，但它也有“史论”专卷[3]（卷49、卷50）。刘知几《史通》是史学批评著作，但它反复强调“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4]（《叙事》）。章学诚所著《文史通义》，更是兼论文与史的理论著作。这样来看，对于范晔所论“以意为主，以文传意”的思想，是不应当理解得太狭隘，而要把它同作为史学家的范晔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庶可得其真谛。
    要之，这是认识范晔史学思想及《后汉书》有关问题的关键。
    其一，关于史论。范晔“自序”称：
    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可少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语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
    在这里，范晔所强调的，有两点很值得注意：一是他说“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和“《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是突出“精意深旨”和“笔势纵放”，同前文所说“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丝丝相扣。二是他说班固史论“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是突出了“任情”之不可取，同前文所说“情急于藻”也是丝丝入扣。笔者前此评论范晔史论[5]，未曾及此，藉此机会予以补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