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事与范晔“自序”不符，刘昭注补志序亦不曾提及。南宋洪迈在《容斋四笔》中已说明这一点，并进而指出沈约《宋书》并无《谢俨传》这一事实，认为此事“殊不可晓”[8]（P626）。清人浦起龙《史通通释·古今正史》于此事亦有详尽注文，结论是“异说备考”。这里，有一点疑问可以作为参考，即李贤注文只是说“沈约《谢俨传》”云云，而洪迈《容斋四笔》则说是“沈约作《宋书·谢俨传》”云云。今查《宋书》，确无《谢俨传》。这里至少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李贤等人对沈约《谢俨传》确有所据，但并非收入《宋书》而已，故洪迈从《宋书》中寻找根据自无结果；二是洪迈疑问可以成立，则李贤等所据不确。看来至今也还只能是“异说备考”。
    从史学思想来看，范晔即使将十志托给谢俨，最多也只是限于史事部分，而“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则是他人所不能替代的，这一点自无疑义。当然从广泛的意义来看，卷内发论，以正得失，是多数史家的作史目的，同时也反映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一般说来，这里没有本质的区别而只存在高下之分。现在，我们已不可能得知范晔是怎样在拟议中的十志于卷内发论的，在典章制度上其所正得失是何所指。那末，我们是否也可以从《后汉书》纪传中，尤其是纪传的史论中窥见其有关的见解呢？答案自然是肯定的。因为范晔的这一宗旨不可能只打算在十志中表现出来，而在纪传中则不作任何表现。
    准此，我们还是可以试图从《后汉书》纪传中来揭示所谓就卷内发论、以正得失的具体表现的。综观《后汉书》纪传，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主要归结为教化与刑罚、妥善安置功臣、注重改良风俗、外戚与宦官对政治的侵蚀、党锢的教训等等。这些方面的得失，有的是同前朝相比较而总结出来的，有的则是从本朝的政治后果而揭示出来的。
    关于教化与刑罚问题。这是一个新的朝代建立起来首先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对于社会的安定有关键性的作用。范晔对此二者，不持绝对不同或互相排斥的看法，认为二者都有必要，都会起到积极的社会作用。这从他对汉明帝和汉章帝的评价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他说：
    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达。内外无倖曲之私，在上无矜大之色。断狱得情，号居前代十二，故后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7]（《明帝纪》后论）。
    法制能够做到“内外无倖曲之私，在上无矜大之色”，可谓不易。这里或许有所夸大，但总不能没有任何根据。东汉社会的稳定，与此有极大关系。但是，社会的相对稳定，仅仅依靠法制是不够的，还应同时实行教化。范晔认为汉章帝在这方面是做出了成绩的。他在《章帝记》后论中写道：
    章帝素知人厌明帝苛切，事从宽厚。感陈宠之义，除惨狱之科。深元元之爱，著胎养之令。……平徭简赋，而人赖其庆。又体之以忠恕，文之以礼乐。……在位十三年，郡国所上符瑞，合于图书者数百千所。乌呼懋哉！
    一方面减轻负担，一方面实行教化，以“宽厚”来淡化“苛切”，使社会继续保持安定的局面。这同人们称道“建武、永平之政”是相反相成的。
    关于妥善安置功臣。东汉“中兴”，多有功臣；对功臣如何安置，是政治上的一件大事。所谓“中兴二十八将”的安置，是一个突出问题。范晔对于“议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职，至使英姿茂绩，委而勿用”的评论，提出不同的认识。他认为光武的做法，“原夫深图远筹，固将有以焉尔”，即是从政治上的长远利益考虑的。他进而指出，西汉初年大封功臣为王，“或崇以连城之赏，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势疑则隙生，力侔则乱起。萧、樊且犹缧绁，信、越终见？{戮，不其然乎！”这种情况，延续到汉武帝时，还是“宰辅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缙绅道塞，贤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关之怨，其怀道无间，委身草莽者，亦何可胜言。”这就不仅仅是“隙生”、“乱起”的问题，而且更有诸塞贤路、埋没？人才之弊。范晔见解的深刻，在这里显得十分突出。他说，正因为如此，“故光武鉴前车之违，存矫枉之志”，才作出不同于西汉初年大封功臣的决策。这个决策及其结果是：“建武之世，侯者百余，若夫数公者，则与参国议，分均休咎。其余并优以宽科，完其封禄，莫不终于功名延庆于后。”最后，范晔作了理论上的概括：“夫崇恩偏授，易启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广招贤之路，意者不其然乎！”[7]（卷22后论）这是东汉政治上一条极其重要的历史经验，而范晔此论则是《后汉书》中的一篇宏论，世人称为“中兴二十八将论”。梁昭明太子编纂《文选》，收入此论[3]（卷50）。
    关于兴经学，重世风。范晔认为，东汉一朝在这两个方面是有成绩的。范晔对于东汉经学之盛作了具体分析，虽利弊皆有而从政治上看则利大于弊。他指出：“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经学之盛成为东汉社会中的一个突出特点。范晔认为，东汉经学之盛，尽管带来不少弊端，如：“分争五庭，树朋私里，繁其条章，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说”，“故通人鄙其固焉”，真正有成就者并不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然其所谈者仁义，所传者圣法也。故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对一代社会风气有很大影响，以致东汉末年的“权强之臣”、“豪俊之夫”，都不能无所顾忌。东汉自桓、灵以下，衰颓之势不可逆转，“而能多历年所者，斯岂非学之效乎！”[7]（《儒林传》）东汉末年皇权的延续，是诸多因素所决定的，而“皇权”本身实质上已是有其名而无其实，但范晔所论及其所举出的历史事实，说明世风对于社会以至对于政治所产生的影响，不是没有道理的。范晔还列举李固、周军、左雄、黄琼、桓焉、杨厚、崔瑗、马融、吴祐、苏章、栾巴、宠参、虞诩、王龚、张皓、张纲、杜乔、张衡等人，显示各方面的才能，致使“东京（按指东汉--引者）之士，于兹盛焉”。即使到汉桓帝时，依然是“宏儒远智，高心絜行，激扬风流者，不可胜言”。这里范晔得出同样的结论：东汉末年，“所以倾而未颠，决而未溃，岂非仁人君子心力之为乎！”[7]（卷61后论）在范晔看来，东汉经学的盛行，虽然存在不少可议之处，但它对于社会伦理的规范在当时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乃至对于政权的稳固和延续所起的积极作用，是很重要的。
    关于外戚干政和宦官专权。范晔认为，外戚干政和宦官专权，是东汉政治上的两个严重教训。他强调说他在《后汉书》中撰《皇后本纪》的目的，是为了要说明：
    东京（按指东汉皇朝--引者）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祸速。……终于陵夷大运，沦亡神宝[7]（《皇后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