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皇后和外戚纷纷得势、覆灭的过程中，东汉皇朝也走向“沦亡”。这个教训，可谓严重至极矣。举例来说，如汉安帝时，“权归邓氏，至乃损撤膳服，克念政通。然令自房帷，威不逮远，始失根统，归成陵敝。遂复计金授官，移民逃寇，推咎台衡，以答天眚。”[7]（《安帝纪》后论）邓氏把朝政搞得一塌糊涂，最后还要嫁祸他人，去追究三公的“责任”。而邓氏一门，则公、侯、牧、守无数。史载：
    邓氏自中兴后，累世宠贵，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余侍中、将、郎、谒者不可胜数，东京莫与为比[7]（《邓寇传》）。
    显然，即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现象也是极不正常的，其有害于政治统治，是不言而喻的。
    从这些历史现象中，范晔进而揭示出其中带有规律性的认识，即外戚们不可逃脱的历史悲剧命运。他这样写道：
    汉世外戚，自东、西京十有余族，非徒豪横盈极，自取灾故，必于贻衅后主，以至颠败者，其数有可言焉。何则？恩非己结，而权已先之；情疏礼重，而枉性图之；来宠方授，地既害之；隙开势谢，谗亦胜之。悲哉！[7]（《邓寇传》后论）
    这段话概括了干政的外戚们必遭祸败之理：或承宠于先帝，不结恩于后主；或后来得宠者，而先代权臣必不相容等等，这在当时的政治权力的分配、争夺中，都是不可避免的现象，也是难以克服的痼疾。从范晔这样的分析当中，不难看出，外戚极易走上干政的路径，而这样的外戚则必定成为当时政治机体上的一个毒瘤。范晔的认识可谓一针见血，给后人启示良多。
    东汉时期的宦官专权、跋扈，危害政治，也是十分突出的。范晔指出，邓后以女主临朝，放手任用宦官，使此时的宦官，“手握王爵，口含天宪。非复掖廷永巷之职，闺牖房闼之任也”[7]（《宦者列传》序），成为一个权势显赫的群体。他们所起的作用是：“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阿旨曲求，则光宠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汉之纲纪大乱矣。”总之，他们的“败国蠹政之事”，不可尽书[7]（《宦者列传》序）。由此，范晔总结了三代以来的历史教训，他写道：
    自古丧大业绝宗禋者，其所渐有由矣。三代以嬖色取祸，嬴氏以奢虐致灾，西京（按指西汉--引者）自外戚失祚，东都（按指东汉--引者）缘阉尹倾国。成败之来，先史商之久矣[7]（《宦者列传》后论）。
    这个概括，虽不尽全面，但其所论亦不无道理。作为一个史家来说，范晔的思考是非常深刻的，对今人的历史研究，也还多有启发。
    关于党锢的历史教训。所谓“党锢”，是东汉末年政治腐败、宦官专权所酿成的一出严重的历史悲剧。对此，范晔在继承司马彪《续汉书·党锢传》及有关传记的基础上，颇用心力，为陈蕃等六人作专传，记荀翌等三人行事而附于他人之传，而对刘淑、李膺等21人则立为《后汉书·党锢列传》，并为此传撰写了约1500字的长篇序文，略述“党锢”之始末原委。所有这些，都表明范晔对于“党锢”这一历史事件的十分重视。这篇序文，实为范晔《后汉书》纪传史论中的佳作之一。范晔认为，所谓“党锢”发生的深层原因是：“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覈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但对于这种“婞直之风”，专权的宦官是不能容忍的。因此，“若范滂、张俭之徒，清心忌恶，终陷党议，不其然乎！”在范晔看来，尽管“党人之议”本始于士人之间的“互相讥揣”，但它被宦官集团所利用并制造了东汉历史上的一个政治大悲剧，是有其必然性的。汉桓帝时，宦官对士人罗织的“罪名”是“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互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李膺等“党人”于是被“逮捕”、“收执”，而受牵连者“二百余人”。其后，虽“赦归田里”，但却“禁锢终身”。汉灵帝时，张俭等被诬告“图为社稷”，灵帝诏令大捕“党人”，致使各级官员“百余人，皆死狱中”；受其牵连，“其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直到黄巾起义，灵帝才被迫“大赦党人，诛徙之家皆归故郡”。范晔对于“党锢”一事的性质也有明确的评论，他写道：“凡党事始自甘陵、汝南，成于李膺、张俭，海内涂炭，二十余年，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他认为“党锢”给予人们最重要的启示和教训是“上好则下必甚”[7]（《党锢列传》序）。他的结论是中肯的。
    为了进一步说明范晔在“以正一代得失”方面的见解的深刻，这里还不妨就《后汉书·党锢列传》序所引发的有关评论，再赘述几句。清人王鸣盛指出：“袁宏《后汉纪》第二十二卷论党锢一段，蔚宗虽亦稍取之，然彼乃深斥党人之非，用意与蔚宗不同。”[9]（卷38）《后汉纪》关于“党锢”之论，也是作者的精心之作，但其主旨在于强调“野不议朝，出不谈务，少不论长，贱不辩贵”的“先王之教”，与范晔论旨迥然不同。在对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认识上，袁、范的异趣，向人们提出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正确的认识历史，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是多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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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王鸣盛。十七史商榷〔M〕。北京：北京市中国书店，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