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两难之局
    在急剧变革的时代的催动之下，在西学东渐的思想刺激之下，20世纪80年代的知识界思潮迭起，充满热切的现实关怀，是一个“主义”和“理论”盛行的时代，史学界自不能外之。当时，一位学者这样描述青年一辈的理论热情：“在高校历史系，大凡‘为历史而历史’的课程和学术报告，很难引起青年学子的兴趣与共鸣……反之，探讨‘通古今之变’的课程和学术演讲，常使青年学子兴奋不已。特别是初出茅庐的青年学者所作的具有强烈时代感的学术演讲……更是座无虚席。”[24]如此强烈和急切的理论热情，加之长期以来对“科学理论”的崇拜，导致了一种对理论的不切实际的期望。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一些青年学者试图用现代物理学的“三论”改造“唯物史观”，重新构筑中国历史演进的动力机制，全盘改写中国史，如金观涛、刘青峰于1984年出版的《兴盛与危机》。这部书引起的轰动效应在今天是绝难一见的，甚至有学者誉之为“金观涛冲击波”，称之为历史学“范式变奏”、“革命”的标志。这股理论热潮在思维方式上与它所批评的东西如出一辙：拿来一个解决全部问题的万能理论，然后把各项事例填充进去。虽然，“三论”热到80年代后期已基本销歇，人们对科学理论提供铁定规律的信念也已发生根本动摇，但是，这种对理论的“有限性”缺乏自觉，急于用理论“整理”事实的作法却遗风尚存。
    历史学的确需要借用其他社会学科的理论作为进行历史解释的工具，无论在80年代还是90年代，中国历史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也都需要引进发源于西方的各种社会理论。但是，理论为历史学家提供思路的同时也设置了陷阱，对此，黄宗智深有感触地提出警告：“它既可以使我们创造性的思考，也可以使我们机械的运用。它既可以为我们打开广阔的视野并提出重要的问题，也可以为我们提供唾手可得的现成答案并使人们将问题极端简单化。它既可以帮助我们连接信息和概念，也可以给我们加上一些站不住脚的命题。它既可以使我们与西方同行进行对话，也可以使我们接受一些不易察觉但力量巨大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它既可以使我们进行广泛的比较，也可以使我们眼见局限于狭隘的西方中心或中国中心的观点。”[25]然而，与当代中国史学界急于“创新”的浮躁学风相应，对理论的运用却不断地走进“陷阱和危险”[26]。那种对“理论”的强烈依赖乃至套用，说明我们习惯于隔着现成的抽象概念来面对自己的历史和现实，乃至无法提出真正属于自己的问题。这种状况应该使我们有所警觉：我们是否在精神上处于一种懒惰甚至麻木的状态，以至快要丧失了对自身境况的感受能力和思想能力。
    与上述理论运用的弊病相关，“随俗”的现实关怀也存在着使史学在现实需求面前丧失自主性的危险。自80年代以来，在“实现现代化的迫切历史课题”的催迫之下，一些中青年学者疾呼：史学只有满足“从人们面临的现实的迫切课题中”产生出来的求知欲望，才能有出路。[27]这种想法把人们共同感受到的时代问题作为向历史追问的起点，而根本忽视了一个史家因其独特的性情、遭际而形成的对自身时代的独特敏感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反思。而正是这种“敏感”和“反思”才能够揭示人们的“共同感受”的障蔽所在，从而成为对一个时代的“启蒙”。那种“随俗”的现实关怀即使立志要划清与“实用史学”的界限，但种种社会、政治、经济力量和大众见解也会在他们对研究对象的建构过程中渗透进来。这种“随俗”的现实关怀，不但容易导致史学自主性的丧失--史学的自主性存在于对一切“社会预先构建之物”保持质疑的权力之中，存在于史家对自身感受诚恳和深入的反思之中，而且，它还极易导致“过去”在“现实”面前丧失自主性而流于古今的简单比附。如果一个史家不是十分警觉地把“过去”当作真正的“他者”来理解，不具备一种“极其笨拙的彻底的深思精神”，[28]他就不可能建立“过去”与“现在”的深刻关联，也不可能获得对于“现在”的真正洞见。这一点，我们在《兴盛与危机》、《河殇》以及80年代各种文化讨论和批判中看得已经够清楚了。
    即使是在“史学危机”之声仍是主流的80年代末，上述过于急切的“理论”热和缺乏距离的“现实”热就已经激起了不小的反弹。[29]90年代伊始，学风丕变，“扎扎实实作学问”的“实证”态度成为学界时尚，对于80至90年代学风士风的这种转移，时下学者已多有评注。除了明显的社会、政治根源之外，这一转移也体现了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然而，在我们这个思想难以自立、实证传统因而显得特别强固的知识界，“实证”学风的大行其道很快带来了令人忧虑的流弊，学者们在各自划界清楚的学科领域之内，心安理得、踏踏实实地按照“惯例”从事知识生产，而鲜有焦灼的追问和自省。有学者称“史学危机”尚未过去：“现行知识体制所培养的……仅仅是匠气十足的专家。史学堕落成一门纯技术的学科，在考证史实、填补空白的背后，不再有炽热的史的关怀，不再有尖锐的问题意识。不少治史者犹如‘雨人’一般，除了自己狭隘的专业领域之外，在其他知识领域表现出惊人的无知。”[30]
    照应着实证学风的回归，在9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首倡“学术规范”的讨论，这一讨论在实证传统深厚的史学界迅速引起积极的反响，近年来的《历史研究》已发表多篇从“学科规范”的角度进行的学术批评。这次讨论旨在针对社会科学领域的“失序”现象，建立社会科学研究“形式”上和“方法”上的规范，以保障“知识增长”、“学术创新”的有序和有效。所谓“形式”上的规范，具体而言，指的是“对引用他人的研究成果要给出注释，要指出参考文献，撰写论文要遵循一定的规矩，研究成果的审评要有公正严格的程序”。所谓“方法”上的规范，指的是要首先研究有关课题前人的工作，说明目前的进展情况，在此基础上，明确作者的创造所在，以体现学术的“积累性”。[31]很明显，这样的“规范”所能保证的是知识的客观化标准，是一定研究范式内的“知识积累”，一句话，它保证的是知识生产的“实证性”。然而，它完全无助于一个史家在既定研究范式的“盲点”上发现问题，并重构新的理论模式，它根本无法保证的是一个史家捕捉历史真实的能力。因此，在对这场“规范”讨论作出积极响应的时候，我们必须十分明确：“实证”或者说“以事实为依据”是对方法的基本要求，是史学必要的纪律，一旦有了要解决的问题，就必须“实证”。但是，如果丧失了从一定立场出发的价值关怀，丧失了对问题的直觉，那么，单纯的“实证”只能在无意义的方向上将历史复杂化。
    上文提到，当代中国史学在十余年间对“实证”观念所进行的反省和批判，已经在思想上将历史学从一元的历史解释模式中解脱出来，也摒弃了不问意义、排斥思想的纯粹“实证”。然而，我们却不能说，当代中国史学已经在“理论抽象”与“经验实证”之间建立了良性的互动。在当代的学风嬗变之中，不难看出当代中国史学面临的两难之局：一方面是“思想”难以逃脱被“理论”复制，一方面是在依循惯性的“经验实证”中丧失“思想”；一方面是随俗的、难以拉开必要距离的“现实关怀”遮盖了我们这个时代潜在的危险和问题，一方面是限制在既定范式内的、漠然的知识积累无法承担知识对于生活的责任。如果当代中国史学不能摆脱这一两难之局，它将难以帮助处于复杂境遇中的当代中国建立“自我”，而当代中国也就面临着在剧变中丧失“自我”的危险。
    在我看来，对历史学“人文性”的关注和讨论为突破这一两难困境开启了可能性，因为，所谓“人文性”强调的是学科发展背后的深刻动力：史家对于自身时代境况的独特敏感，以及由此生发的问题意识。只有当史家基于切身感受而建立起对历史的理性反思，而这一“反思”作为对历史流程的理解和解释，又不断地被新的感受所突破，只有当理论真正成为对感受和思想的提纯，才能够在“理论抽象”和“经验实证”之间建立良性互动，在抽象--具体--抽象或理论--经验--理论中谋求学科的有序发展。
    然而，迄今为至，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仿佛只是一种有趣的推理游戏，它无法像80年代对历史认知之“主体性”的确立那样，为史学发展真正开辟道路。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缺乏必要的理论知识积累，无法落实在一定的学理脉络中，不能包涵这一问题所具有的种种复杂性，以至显得十分单薄浅陋。更重要的是，这一讨论对于它所针对的史学发展的具体问题以及它所致力于的目标，均缺乏必要的自觉。然而，也许我们最为缺乏的，是对自己生活的痛切关怀、对精神自觉的迫切要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