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工业品、鸦片和掠取原料是外国侵略者在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所采取的主要侵略方式，这些侵略活动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变化。虽然外国工业品当时尚不能畅销，但不能认为对中国社会毫无任何作用。外国经济势力的冲击在某种程度上打击和初步瓦解了五口附近地区的自然经济，如厦门在开埠后的1845年，即因洋布的输入而使“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商人多不贩运，而闽浙之土布、土棉，遂亦因之壅滞不能出口”（注：1845年春福州将军兼管闽海关敬奏，见《历史研究》1954年第3号。）。在战前一直是棉布业中心的苏松一带也感到了严重的威胁。1845年，著名经世学家包世臣在致前大司马许太常的信中说：“今则洋布盛行，价当梭布而宽则三倍，是以布市消减，蚕棉得丰岁而皆不偿本。商贾不行，生计路绌。”（注：包世臣：《安吴四种》卷27。）广东的织工也感到“棉花输入的增加，剥夺其妻子们绩棉纺纱所得的利益”。（注：P·Amber,China An outline of its goverrment &police。）这种影响也延伸到内地省份，如湖北的棉布原行销于滇、黔、秦、蜀、晋、豫诸省，甚至到东南吴、皖地区。但是，自通商互市以后，洋布盛行，各布销场乃为之大减。（注：《湖北通志》卷24，物产3。）“独立手工业也遭到一定的破坏，如广东佛山的铁工业，战前相当兴盛，铁钉、土针等业都是工人多至数千规模的作坊，战后则都呈现凋敝，铁钉业因洋钉输入而制造日少，土针业也以洋针输入而销路渐减。”（注：《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6，《实业志·工业》。）对家庭和独立手工业的这种破坏，虽然对某些地区的自然经济有一些初步瓦解作用，但主要的是阻止了中国手工业向工业正常发展的可能，更严重的是制造了一大批失业的手工业劳动者，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动荡危机。
        失业者远远不止这些。战前清政府一直执行广州一口贸易的限制政策。在广州附近和从广州到内地去的湘粤大道上，有不下十万的运输劳动者，以及依附运输业的有关服务行业人员，总数在百万人左右；五口通商以后，由于“广州商利遂散于四方”（注：彭玉麟：《会奏广东团练捐输事宜折》，见《彭刚直公奏稿》卷4。）致使这百万失业大军中的大部分人生计维艰，被迫走进流浪者队伍中去。又如福建之漳州、泉州、兴化、福宁和浙江之宁波、台州、温州等府，“地多滨海，民鲜恒业，沿海编氓，非求食于网捕，即受雇于商船”，但是，“自外夷通商以来，商船大半歇业，前之受雇于该商者，多以衣食无资流而为匪”。（注：闽浙总督刘韵珂片，见《史料旬刊》36期，地319/320。）
        失业的手工业劳动者、湘粤大道上失业的运输工人、沿海的失业船户和居民，再加上从土地上被赶出来的农民，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将组成一支威胁封建社会稳定、安宁的流浪者队伍，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动荡。
        和工业品同时大量输入的鸦片，其毒害不仅使中国的财政金融陷于厉害的破坏状态，更严重的是戕害人体，扰乱社会。当时闽浙总督刘韵珂在致金陵三帅书中描写浙江黄岩遭受烟毒的惨状说：“黄岩一县，无不吸烟，昼眠夜起，杲杲日出，阒其无人。月白灯红，乃开鬼市。通商之后，烟禁大开，鬼市将盛。”（注：《广东夷务事宜》，见《鸦片战争资料丛刊》第3册，页361。）
        工业品和鸦片的大量输入，纵使有日渐增长的茶丝输出品，也难抵补逆差，由此导致大量白银外流，加上战费和赔款，终于造成“银贵钱贱”的严重社会现象。1842年银一两可兑钱1572.2文，到1849年银一两已可兑钱2355文了（注：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页37,49。）。银钱比价差额的增大，必然严重影响财政金融和国民经济。
        外国侵略者从1843年开始在五口谋求立足，在港口与地方官吏接洽，租屋居住或划定一定地区作为“租借地”。如上海自1843年11月27日正式开港后，英国首任领事巴富尔即不满足于租赁中国官方指定的栈房暂居，而是积极图谋攫取一块土地作据点。经与清政府苏松太道宫慕久商洽，最后通过“永租”方式，于1845年11月29日订立了《土地章程23条》，划定洋泾浜以北李家庄以南之地，租与英人建筑房舍并居住。次年9月24日又确定了四至即：东至黄浦江，南至洋泾浜，西至界路，北至李家庄。全部面积约830亩，作为“租界”，1848年又扩大为2820亩。（注：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页37,49。）这些“租界”不仅作为经济侵略据点，还建立一套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以外的殖民地制度，进行种种犯罪活动，成为中外罪犯的逋逃薮。大批侵略分子在口岸和附近地区为非作歹。当时英国驻上海领事阿利国也无法否认这一事实说：“来自各国的这群外国人，生性卑贱，无有效之管束，为全中国所诟病，也为全中国的祸患。”这些人是“欧洲各国人的渣滓”，（注：严中平：《五口通商时代疯狂残害中国人民的英美“领事”和“商人”》，见1952年6月20日《进步日报·史学周刊》76期。）他们最堪痛恨的罪恶活动是掠夺和贩卖人口。其残酷悲惨不忍卒闻，清政府大吏李东沅曾著《论招工》一文描述称：
        频年粤东、澳门，有拐诱华人贩出外洋为人奴仆。名其馆曰招工，核其实为图利，粤人称之为买猪仔。夫曰猪等人于畜类，仔者微贱之称，豢其身而货之，惟利是视，予取予携。……且粤省拐匪先与洋人串通，散诸四方，投人所好，或炫以赀财，或诱以阚赌，一吞其饵，即入牢笼，遂被拘出外洋，不能自立。又或于滨海埔头，通衢歧路，突出不意，指为负欠，牵扯落船。官既置若罔闻，绅亦不敢申述，每年被拐，累万盈千。其中途病亡及自寻短见者不知凡几。即使抵埠，悉充极劳苦之工，少惰则鞭挞立加，偶病亦告假不许，置诸死地，难忘生还。（注：葛士：《皇朝经世文续编》卷86，刑政3。）
        外国侵略者还在各口岸地区豢养和扶植一批原来称为通事的“买办”，这些买办的前身就是战前给外国人做中介人并兼管其商业事务的人。过去人数不多，经济力量亦较薄弱，在社会上还起不了大作用。战后，他们继续被选用做各口岸的商务代理，推销商品，搜购原料，靠外国经济侵略活动而发“百无一失”的大财，当时人已称他们是“顷刻间千金赤手可致”（注：王韬：《瀛壖杂志》，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九帙。）。这些买办商人随着外国侵略势力的日益强化而日益扩大，由商业买办扩大到金融买办、矿山买办、工厂买办等等；由经济买办扩大到政治买办、文化买办而最终形成中国近代转型期中的买办阶级。
        外国侵略者在中国近代历史转型期的开端年代里也试探着进行资本输出。如1843年，英国资本在上海经营墨海书馆；1845年，美国在宁波经营美华书馆等印刷出版业；1845年，英国大英轮船公司职员柯拜在广州建立柯拜船坞的船舶修造业；1850年，英国在上海经营字林报馆的新闻业（注：孙毓棠：《中日甲午战争前外国资本在中国经营的近代工业》，上海人民出版社。）。这些企业虽然规模不大，但它们都是转型期变化的产物。尤其让侵略者意想不到的是，这些企业中吸引了一部分中国劳动者，这就是中国近代无产阶级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