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社会内部也由于近代历史的转型而发生巨变。中国早期资产阶级史学家梁启超比较敏锐地惊呼过这种巨变。
        这种巨变首先表现在土地集中的情况日益严重，有人曾经引证各种资料，历举冀、苏、浙、晋、鄂、陕、鲁、赣、闽、广、桂以及满洲等十四省土地集中情形，证明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全国土地有40%-80%集中在30%-10%的少数人手里，60%-90%的多数人没有土地（注：王瑛：《太平天国革命前夕的土地问题》，见《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3卷1期。）。这种严重情形究竟如何形成？它仍然是战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可从下面三点来分析。
        （一）战火的蔓延，不仅致使直接接触地区如江苏、浙江沿海州县“转徙流离，耕耘失业”（注：《东华续录》道光46，道光54，道光49、52。），就是内地省份如湖北也因“粤东不靖，大兵自北而南；军书旁午，露布星驰无旦夕；官吏征民夫递送；军装、钱漕、力役，三政并行，追呼日迫，卖儿鬻女，枵腹当差，道馑相望，流离之状，令人恻然！”（注：邓文滨：《苦雨》，见《醒睡录·初集》卷2，申报馆本。）道光二十二年湖广道监察御史吕贤基在其指陈时弊的奏折中更揭示官吏乘战争之机勒索搜刮的恶行说：
        比年以来，地方官不能上体圣意，每于近海之区，藉防堵以派费；于征兵之境，借征调以索财，以及道路所经，辄以护送兵差，供给夫马为名，科敛无度。近闻湖北、湖南、安徽等处，皆有加派勒捐之弊。又闻直隶、山东亦然。（注：《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45，页17；卷67，页44-45；卷40，页33-34。）
        战败的赔款也转嫁到农民身上，农民无力承受沉重的负担，丧失经营农业生产的能力，只能离开土地，穿州过县去求生计。
        （二）各种浮勒的加重。战前的农民负担本已很重，能维持最低生活标准的为数不多。经世学者章谦在其《备荒通论》一文中曾根据农民生产的必需支出、缴纳地租、春耕时的高利借债，秋收时的减价卖谷等项目折算后得出一个结论，即农民“得以暖不号寒，丰不啼饥，而可以卒岁者，十室之中无二三焉”（注：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39，户政。）。战后，情形尤为严重，农民除了沉重的赋税和由于银钱比价差额所造成的暗增之赋外，还要遭受种种浮勒，如江苏就利用“催科之术”，“以帮费为名，捐款为词，假手书役，任意浮收。甚至每米一石，收米至三石内外，折钱至十千上下；每银一两收钱至四五千文”（注：道光二十三年耆英折，见《史料旬刊》35期，地291/293。）。浙江又有“截串之法”，即“上忙而预征下忙之税，今年而预截明年之串”。（注：曾国藩：《备陈民间疾苦疏》，见《曾文正公奏稿》卷1。）
        必须指明，这种浮勒，一般绅富不仅不受影响，还可从中取利，如江苏，“向来完漕，绅富谓之大户，庶民谓之小户。以大户之短交，取偿于小户。于是刁劣绅衿，挟制官吏，索取白规。大户包揽小户，小户附托大户，又有包户之名。以致畸轻畸重，众怨沸腾”（注：《东华续录》道光46，道光54，道光49、52。）。相反的情况是，农民如果不接受这种浮勒，就要遭到官吏的迫害。道光二十三年，耆英曾叙述过江苏勒征的情形说：“设有不遵浮勒之人，书役则以惩一儆百为词，怂恿本官，或指为包揽，或指为交；甚或捏造事端，勾串棍徒，凭空讦告，将不遵浮勒之人，横加摧辱”（注：道光二十三年耆英折，见《史料旬刊》35期，地291/293。）。咸丰元年曾国藩陈述了更多一些地方的惨状说：“州县竭全力以催科犹恐不给，往往委员佐之，吏役四出，昼夜追比，鞭扑满堂，血肉狼藉。”（注：曾国藩：《备陈民间疾苦疏》，见《曾文正公奏稿》卷1。）严刑之下浮勒可能满足，正税往往积欠，在《石渠余纪》中记载道光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五、二十九各年各省地丁实征数都不足额征数。正税与浮勒像两条鞭子一样，交替抽打着农民，迫使其离开土地，即使富庶如苏松，也“竟有以所得不敷完纳钱漕，弃田不顾者”。（注：道光二十三年耆英折，见《史料旬刊》35期，地291/293。）
        （三）人祸不已，天灾频仍。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国内遇到极大的灾荒，灾区面广，灾情严重，灾种也多。据《东华续录》的记载，从1841-1849年间，几乎每年都有灾情，灾区几遍全国，种类包括水、旱、雹、蝗、风、疫、地震、歉收。其中道光二十七年河南的两次水灾和一次旱灾，二十九年浙江、安徽、湖北等省的大水灾，都是灾区宽广，灾情异常，灾民颠沛流离的大灾，农民生计无存。
        由于上述几点原因，大批农民被剥夺了土地，沦为流浪者。他们或则涌进城镇去讨生活，一些中小城市也未能免，如福建的延、建、邵三府，本不是什么大城市，到了四十年代末也出现了“外乡游民麇集，佣趁工作”的现实；或则参加反抗行列去求生路。各地普遍发生的抗粮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问题。农民的大批离乡，当时商品经济的某些发展和货币地租的流行，为土地兼并提供了可能。
        其次，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由于外国经济势力冲击了中国的自然经济状态，使农产品的商品化日趋明显。它意味着农民已经不只为自己一家人生产生活必需品，而是把自己的生产和市场逐渐联系起来，为市场交换而生产，把农产品卷入到商品经济的潮流中去。这种现象在沿海地区表现得较为明显，如棉茶丝等经济作物在战后更加商品化，福建农民在种植一般农作物之外，还生产一定数量的蔗糖，春天时，农民“把糖运到最近一个海口去卖给商人，商人则在东南季候风的时节，把糖运到天津或其他北部港口去。至于拖欠农民的糖价，一部分用货币支付，一部分则用带来的北方棉花来归还。”（注：1852年3月密切尔报告书（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下，见《经济研究》1955年第2期）。）这个记载表明农民已经划出一定土地种植甘蔗，并利用甘蔗原料进行为供应市场交换的手工劳动，制成商品--糖。商人则通过两种农产品把两个遥远地区联结起来。近代思想家王韬曾在其所著《瀛壖杂志》中记载上海、闽、广的木棉交易情形说：
        沪人生计在木棉，贩输远及数省，且至泰西各国矣。在沪业农者罕见种稻。自散种以及成布，男播女织，其辛勤倍于禾稼而利亦赢。”“粤则从汕头，闽则从台湾，运糖至沪，所售动以数百万金，于沪则收买木棉载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