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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多研究转型期的历史(5)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 来新夏 参加讨论

    《都门杂记》是当时专为商人服务而刻印的一种书,作者在例言中称:“是书之作原为远省客商而设,暂时来京,耳目难以周知。故上自风俗下至饮食服用,以及游眺之所,必详细注明,以资采访。”(注:杨静亭:《都门杂记》风俗、例言。)从这里也反映出当时北京商业活动的频繁,所以才有为商人导游刻印专书的必要。
        在旧商业城市更加繁荣的同时,新的商业城市也出现了。如上海,由于“道光间,中外互市”,而成为“通商总集”(注:葛元煦:《沪游杂记》。),成为“南北转输,利溥中外”(注:王韬:《瀛壖杂志》,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九帙。)的新型商业城市,而且还随之兴起了一批与商人有关的服务性行业,如客栈、饭馆、舞榭、歌台、秦楼、楚馆等等,供商人生活必需及游乐挥霍。城市居民也复杂起来了,不仅有“南闽、粤,北燕台、天津”,也有“出外洋,往各国”的商旅,因之,“轮船到埠,各栈友登舟接客,纷纷扰扰,同寓之人,亦五方杂处”。除了商人以外,上海还有许多粤东、宁波之人,靠在“船厂、货栈、轮舟、码头、洋商住宅……计工度日”。一批游手好闲的游民也到这里来讨生活,他们或则“遇事生风”来讹诈,或则“串诈乡民孤客,或乘局骗,或无债取偿”以取财(注:葛元煦:《沪游杂记》。)。随着城市居民成分的变化,城市风气亦有所变化,一般是趋向于奢靡。所谓“风俗日趋华靡,衣服僭侈,上下无别”,而“负贩之子,猝有所获,即御貂炫耀过市”,“衙署隶役,不着黑衣。近直与缙绅交际酒食,游戏征逐”,而缙绅先生也竟然肯纡尊降贵和负贩之子与衙署隶役来往,而“恬不为怪”(注:王韬:《瀛壖杂志》,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九帙。),更不为一般人所习惯。但是这一变化却表明,旧的上下有别的封建等级关系,已在开始破坏。
        商业活动的范围也日益宽广了。道光二十三年耆英在奏折中说:“查闽、粤、江、浙等省商民,每多出入海口,贩运土产,上至盛京,下至广州,往来贸易,其所运货物除茶叶、湖丝、绸缎外,均非西洋各国所需。”(注:《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45,页17;卷67,页44-45;卷40,页33-34。)沿海地区通过贸迁有无似乎已经形成一个全海岸线进行商业活动的市场,甚至扩大到内地,如湖北的棉花原来只销本省和川滇等省,自开埠以后洋商争来采购而与沿海发生联系(注:《湖北通志》卷24,物产3。)。
        市场范围的扩大推动了商业的进一步发展,使人们与商业的关系也进一步密切起来,人们价值观的变化更为明显。有些人已经靠商业发家致富,如沪之巨富不以积粟为富,最豪者一家有海舶大小数十艘,驶至关东,贩油、酒、豆饼等货,每岁往返三四次。”(注:王韬:《瀛壖杂志》,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九帙。)有些人已单纯依靠商业或为商业服务为生,道光二十一年浙江沿海封港三月,就“商贾不通”,停止了商业活动,于是“本省之货物,日久停滞,朽蠢堪虞。他省之货物,日渐缺乏,腾贵滋甚,商民已属交困”,至于沿海那些原“以起运客货为业,全赖商贩往来,方获微资糊口”的“挑抬货物之脚夫”以及一些舵工、水手、渔夫等不下数万人,也因封港而“悉皆失业,数月之后,坐食山空,饥寒交迫”(注:《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45,页17;卷67,页44-45;卷40,页33-34。)。由于商业活动频繁,风险变化也很大,黄式权的《淞南梦影录》记载了上海商人发财与破产的变化说:
        海上为通商口岸第一区花天酒地,比户笙箫,不数二十四桥月明如水也。其间白手起家者固属不少,而挟厚资,开钜号,金银珠玉,视等泥沙,不转瞬而百结鹑衣,呼号风雪中,被街子呵斥者亦复良多。(注:黄式权:《淞南梦影录》,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9帙。)
        商业的这种发展,对当时社会经济的作用是使生产愈益从属于交换价值。这就是说,商业的发展,既吸收了农民更多地进行手工业生产,而使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关系有渐渐分离的变化;同时,也刺激了土地所有者对工业品的贪欲,而向农民榨取更多的货币地租。归根结底,二者得到同一结果,即自然经济在日益瓦解,新的经济因素在日益增长,从而给封建社会带来了撼动的危机。
       
        当然,近代历史转型期所发生的巨变,不止是上面论述的社会经济方面,他如在政权体制上酝酿建立适应中外关系机构,终于在六十年代初正式建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同文馆等;在社会思潮方面由于鸦片战争的炮声惊醒了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知识者对现实要求改革的朦胧想法已经渐渐清晰起来。对外开放,要求改变封闭落后的思想形成为一股强而有力的社会思潮,于是人们开始探求新知,著书立说,林则徐的《四洲志》和魏源的《海国图志》是两部开端著作。这两部书都是为了了解西方的政治经济情况,尤其是为了了解和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以便采取对策而编写的。接着,姚莹的《康輶纪行》、梁廷枬的《海国四说》、徐继畬的《瀛寰志略》等书,相继问世。这些著作都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技艺和民主政治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刻的阐述和探讨,以求外御强寇,内事改革,改变国家的落后状态。在阶级关系上也出现了新的形势,那就是官民夷关系的变化,当时的形势是:“民犯夷则唯恐纵民以怒夷,夷犯民则又将报民以媚夷,地方官员知有夷不知有民。”(注:《广东夷务事宜》,见《鸦片战争资料丛刊》第3册,页361。)他们之间的矛盾突出地表现在反知府斗争、反进城斗争等大规模抗争上。与此同时,以反抗剥削与压迫为目的的抗争也在全国各地普遍爆发,根据《东华续录》的记载,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几乎连年都有这种性质的反抗活动。这些方方面面的反响决非一篇文章所能包容,本文只是选择社会经济变化的这个侧面来论证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应该跳出原来的构架,多深入研究些转型期的各方面问题,以扩大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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