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元煦的《沪游杂记》中也有这类记载说：
        松沪土产以棉花为大宗，村庄妇女咸织小布为养瞻计。每日黎明，乡人担花挈布，入市投行，售卖者踵相接也。交冬棉花尤盛，行栈收买，堆积如山。（注：《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9帙。）
        王、葛二人所述开港后上海地区将农产品、手工业品和商品接连成链的发展情况正说明上海附近的木棉植区相当大，产品大部分上市，市场交换频繁，交换量亦大，并且有行栈一类的商业性机构收买。不仅沿海如此，内地也有类似情况，如道光二十二年左宗棠在《上贺蔗农书》中曾描述了安化农产品与商业资本的不可分的关系说：
        安化土货之通商者，棕、桐、梅、竹而外，惟茶叶行销最钜，每年所入将及百万，一旦江湖道梗，则山西行商裹足不前，此间顿失岁计。有地之家不能交易以为生，待雇之人不能通工以觅食。今年崇阳小警，行商到此稍迟而此间已望之如岁矣。苟其一岁不至此，十数万人者能忍饥以待乎？（注：左宗棠：《上贺蔗农先生》，见《左文襄公书牍》卷1。）
        由于经济作物的面积日增，粮食作物的面积自然日减，当时已有人做出估计，认为桑、棉、蔬、果、烟草、杂植等非粮食作物要占全部农田的“四之一”（注：汤纪尚：《食货盈缩论》，见《鸦片战争资料丛刊》第4册，页689。），产量面积相应缩小，因此有些地方需要从外地采购粮食，如前述的湖南安化“民食半资宝庆、益阳”，湘阴地方“丰年犹需买谷接荒”（注：左宗棠：《上贺蔗农先生》，见《左文襄公书牍》卷1。）。随着商品化程度的日益加深，货币的作用日强，3000万两左右的地丁需用货币缴纳，额外勒收的帮费需要折银，商品的诱惑刺激了地主绅富对货币地租的贪欲，然而农民力田所得是米，所以要持米售钱、但又遇到“银贵钱贱”的厄运，而陷入米价苦贱，银价苦昂的困境。曾国藩在一篇奏疏中难以掩盖地陈述了这种困境说：
        昔日两银换钱一千，则石米得银三两；今日两银换钱二千，则石米仅得银一两五钱；昔日卖米三斗输一亩之课而有余，今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不足。（注：曾国藩：《备陈民间疾苦疏》，见《曾文正公奏稿》卷1。）
        从这段文字的背后可以看到，劳苦农民将肩挑更多米粮拖着沉重的步子到市场求售的悲惨图画。
        第三，手工业生产日渐走向独立性劳动，主要表现在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主副关系正起变化，如福建农民虽然仍是自己一家人来完成“自清、自纺、自织”的全部织工工序；但是他们已“很少光为自己家庭需要而生产”，他们已经能“为供给邻近城市与水上人口生产一定量的布匹”。他们已把织布当做季节活动的主要劳作，而且已经不止动员自己的妻子儿女，乃至雇工在家从事纺织。（注：1852年3月密切尔报告书（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下，见《经济研究》1955年第2期）。）农民已不仅为交换而进行简单的商品生产，而且还和商业的关联日益密切。他们不仅把自己的手工制品当做商品卖给商人，还为商肆进行手工加工，王韬的《瀛壖杂志》中曾记称：
        沪上袜肆甚多，而制袜独工，贫家子女多以缝袜为生活，敏者日可得百钱，每夕向肆中还筹取值，较之吾里擘垆，劳逸迥殊，女红自纺织以外专精刺绣。……所织之布则有小布、稀布，以丈尺之短长为别，其行远者为标布，关陕、齐鲁诸地，设局邑中广收之，贩运北方。（注：《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9帙。）
        这说明商业资本已在直接组织手工业生产了。在这种发展情况下，具备手工工厂规模的手工业也在恢复，以采矿业为例，战前虽已开始，并有较多数量矿工，容留了不少外来劳动者，但却受到种种限制，甚至被命令停闭。战后情况有较大变化，道光二十四年四月和六月先后两次谕令开矿，表示了官为经理、任民自为开采的态度，劝谕商民试行采办，并严厉禁止种种阻力。当年五月间开采了广西北流县铁矿，七月间又开采了广西恭城县铅矿。（注：《东华续录》道光46，道光54，49、52。）手工业生产向独立性劳动途径迈进，对于自然经济的瓦解起了一定的冲击作用。
        第四，商业活动的日趋频繁和发达。战前的商业已相当发达，曾出现所谓“四聚”的商业中心。战后原有的商业城市更加繁荣，如所谓“四聚”之一的北京，据道光二十五年刻印的《都门杂记》中所记称：
        京师最尚繁华，市廛铺户装饰，富甲天下，如大栅栏、珠宝市、西河沿、琉璃厂之银楼缎号，以及茶叶铺、靴铺，皆雕梁画栋，金碧辉煌，令人目迷五色。至肉市、酒楼、饭馆，张灯列烛，猜拳行令，夜夜行宵，非他处所可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