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社会如何对待南京大屠杀等侵略罪行构成问题的实质
    东史郎诉讼案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否认日本当年的侵略战争罪行是战后以来日本社会一直存在的一股逆流，而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则是这股逆流的突出表现。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提出审判日本的侵略罪行、处罚日本战争罪犯等原则。8月14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向同盟国投降。9月2日，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表示"忠实履行《波茨坦公告》的各项条文"。以此为依据，1946年组织了11个国家代表参加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争罪行和战争嫌疑犯进行了审判。1948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基于正义、和平的原则及国际公法、条约和惯例，对南京大屠杀判定："在日军占领后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人以上。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烧弃了的尸体，投入到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分的人们，计算在内。"对南京大屠杀罪魁松井石根判定："本法庭认为有充分证据证明松井知道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对于这些恐怖行为，他置若罔闻，或没有采取任何有效办法来缓和它。""他既有义务也有权力统制他自己的军队和保护南京的不幸的市民。由于他怠忽这些义务的履行，不能不认为他负有犯罪的责任。"宣布处以"绞刑"（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12月23日，松井石根被送上绞刑架。这个沾满30万中国军俘虏和平民鲜血的南京大屠杀元凶，终于得到了应有的可耻下场！
    然而，随着世界冷战的加剧，对日本实施占领和管制的美国出于扶日反共的目的，不仅没有严厉追究日本战争罪责，彻底清算日本军国主义，而且蓄意纵容负有侵略战争罪责的政治家、财阀、官僚军官等大大小小的战犯残存下来。这就为日本右翼势力日后大搞翻案活动种下了祸根。
    1959年盟军对日本的管制解除后，由曾经得到松井石根提拔、在日本侵华时期充当重要角色的高木陆郎发起，在热海伊豆山山腰建立所谓"七士之碑"，碑的下面埋着松井石根等7名被处决的甲级战犯的骨灰。在其左边依次是所谓"祭祀"1068名日本乙、丙级战犯的碑，所谓"大东亚战争战殁壮士之墓"。1960年春天，举行所谓"七士之碑揭幕式"，前首相吉田茂、刚从巢鸭监狱放出来的甲级战争嫌疑犯荒木贞夫等人都来"参拜"。
    松井石根辩护律师之一的三文字正平等人于1960年在松井石根的家乡爱知县幡豆町又建起了所谓"殉国七士墓"，分出一部分骨灰放在里面，墓志指责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违法性"，颁扬松井石根等七人"殉国"的意义。随后，以这个墓为中心，陆续建起了所谓"陆海军部队战殁者碑"，成了所谓"大东亚战争战殁者的圣地"。一些人不时地在这里搞一些活动，为松井石根等甲级战犯"招魂"。
    自70年代以来，日本刮起一股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翻案风。1972年，铃木明在《诸君》月刊发表《南京大屠杀的虚妄性》一文，接着连续发表采访报道，声称当年随军记者关于日军侵攻南京期间两个军官进行"百人斩比赛"的报道是"虚假报道"，甚至南京大屠杀也是不存在的。同时山本七平也在《诸君》发表连载文章《我所认识的日本军队》，不仅说"百人斩比赛"是"虚假报道"，而且公然宣称"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
    为南京大屠杀翻案风到八九十年代愈演愈烈。1982年7月，日本文部省强行修改历史教科书，将原教科书中的"日本军队占领南京时屠杀了大量的非战斗人员，并受到国际上的指责"，改为"遭到中国军队的坚强抵抗，日本军蒙受重大损失，因此，日本军在攻击南京时屠杀了大量中国士兵和平民，并由此受到国际上的指责"。
    1983年，原松井石根的秘书、日本拓殖大学讲师田中正明在《诸君》发表《"南京屠杀"--松井石根大将的阵中日志"未发表的资料"》一文，声称"读了松井石根的阵中日记之后，得到了'南京屠杀'完全是虚构的确信"。翌年，田中正明写成《"南京屠杀"之虚构》一书，由日本教文社出版。他在书中不仅矢口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而且诬蔑性地诿过于中国，为侵华战争开脱罪责，成为日本右翼势力的代表作。1987年，田中正明又在《南京事件的总结》一书（日本谦光社出版）中声称："即使发生了搜捕和处死潜伏便衣兵，或在指挥失控状态下处置俘虏等问题，也不能说成是所谓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屠杀事件，而应该判定为因战斗行为造成的牺牲。"
    同时，还有一些人公然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翻案，为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罪恶性质翻案。
    1988年4月22日，日本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在会见记者时说："白种人变亚洲为其殖民地，结果却只说日本不好。谁是侵略国家？是白种人。怎么能说日本是侵略国家呢？"（见《朝日新闻》1995年1月1日）5月29日，他在众议院决算委员会上说："我的理解，东京审判是胜者对败者的惩罚。我非常讨厌使用侵略这个词。侵略一词中的'略'字，含有侵入之后夺取土地和财产之意。我认为当时日本是没有那种意图的"（见《朝日新闻》1988年5月10日）。
    1994年5月初，日本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在会见记者时说："我现在仍认为，把太平洋战争定为侵略战争是错误的。日本将被打垮，为了生存才干了起来，而且是真心想解放殖民地，建立大东亚共荣国。若说那是侵略战争，虽然也不妨那么说，但是日本既不想把那里变成日本的领土，也没有占领那个地方。"（见《每日新闻》1994年5月5日）
    1994年7月，日本众议员石原慎太郎毫无根据地声称："南京当时的人口不到20万，为什么被害人口达到30万？"他还假惺惺地说："我曾建议由日中两国政府共同出资，建立一个委员会，在世界面前，对其历史重新进行考察。"（见《诸君》1994年7月号）
    1994年，原防卫大学教授亩本正已声称："对于中国事变，观察开战过程，不是我方挑战战争，而且开始时并非企图有计划地征服中国大陆。它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侵略战争'，而应看成'膺惩之战'、'寻求日中提携、寻求和平的战争'。"（见[日]亩本正已：《永野发言和侵略战争史论批判》，载《正论》1994年7期）
    战后50周年之际，日本出现了将否认侵略战争历史和推卸战争罪责的言论系统化理论化的自由主义史观派，其开端是1994年东京大学教授藤冈信胜发起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随后，日本自民党历史研究委员会刊行了名为《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公然美化日本对外侵略战争，声称"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1996年100多名自民党国会议员结成"'明朗的日本'国会议员联盟"，其纲领是从教科书中删除从军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的记述。以藤冈信胜为核心的学者、政治家、记者们，以财界为后援，组成"新的历史教科书编写会"，重新评价日本侵略战争历史和修改教科书的活动越发活跃起来。与此相呼应，日本内阁成员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的活动更加肆无忌惮，一些旧军人借参拜靖国神社之机，身着当年的军装列队游行，重现了当年侵略军的嚣张气焰；不断有人叫嚣要修改"日本永远放弃战争"的日本和平宪法等等。右翼思潮不断蔓延，右翼势力日趋嚣张。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日本法院对于中、韩、英、美等国战争受害者的几十起对日索赔，除给予3名韩国慰安妇极少的赔偿外，都予以驳回，而这次东史郎诉讼案又一而再地错判，则充分暴露了日本司法界受右翼思潮影响的倾向。
    东史郎诉讼案如果发生在德国，站在被告席上的决不是东史郎，而是那个双手沾满无辜中国人鲜血的刽子手桥本光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政府敢于正视对外侵略历史，对侵略战争进行深刻反省，对受害者予以赔偿，对青少年进行正确的历史教育，务求根除侵略战争余毒，首相勃兰特在纳粹迫害者纪念碑前长跪不起，是其最典型的例证。相反，日本政府不敢正视对外侵略战争历史，对受害者不给予赔偿，对青年未能进行正确的历史教育，甚至掩盖侵略战争罪行的真相，家永三郎教授状告日本政府的教科书事件，是其最典型的例证。这次东史郎诉讼案，日本法院一再错判，日本政府听之任之，则是日本政府只是将反省侵略战争停留在口头上、而不见诸实际行动的突出表现。
    从东史郎诉讼案可以看出：现在的日本社会，存在着民主政治的力量，同时也存在反民主政治的力量，两种力量斗争的实质是日本应否正视日本对外侵略历史和承担侵略战争罪责。
    东史郎诉讼案的特殊性在于：表面上是两个日本老兵为了论证一起60年前虐杀中国人的暴行而对薄公堂，实质则是妄图推卸罪责的日本右翼势力策划和导演"南京大屠杀虚构论"的"代理人战争"，其用心是妄图把"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这一荒谬的历史观让法院代表国家予以承认；日本法院的不公正判决，进一步助长了右翼势力的嚣张气焰；日本社会如何对待南京大屠杀等侵略战争历史和是否愿意承担战争罪责，构成问题的实质。东史郎已于1998年12月25日上诉日本最高法院。日本最高法院对东史郎诉讼案如何判决，是检验日本如何以实际行动正视和反省侵华历史的测量仪，深受日本侵华战争之害的中国人民将拭目以待，千百万海外华人将拭目以待，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将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