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史学研究，有三个领域：一是中国社会史（周到隋唐），二是汉唐佛教寺院经济，三是汉唐兵制。用力最多的是中国社会史。寺院经济是属于社会经济史的范围；我研究兵制，也是从社会史的角度出发。1995年12月我去台湾，在台湾清华大学应人文社会学院思想文化史研究室之邀为研究生作了几次中国文化的演讲，讲后出版了一本《中国文化六讲》小书。研究室负责人张永堂教授为本书写的《序》，对书和作者作了如下评述：“何先生治史深受胡适、傅斯年、陶希圣、钱穆等人的影响，因此他颇能把握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观点，以思考中国思想文化史的相关问题。这是何教授治史的特点，也是本书的特点。”1995年去台湾时，和永堂教授还是新交，但他的评语，可谓知人知心。我治中国思想文化史、寺院史乃至兵制史，都是以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观点来进行思考的。中国社会史是我的学术之根。
    二
    史学界的同志们都知道我是认为魏晋之际（现在我喜欢用汉魏之际）中国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的。我这认识是30年代形成的。
    1934-1936年，我发表了多篇关于魏晋南北朝隋唐社会经济的文章，主要的是：
    一、《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中国经济》月刊，1934年9月第2卷第9期）
    二、《魏晋时期庄园经济的雏形》（《食货》半月刊创刊号，1934年12月）
    三、《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食货》第3卷第4期，1936年1月）
    三篇文章中，两篇用了“中古”或“中古时代”。当时的理解，中古就是封建社会。文章中多处说明中古就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就是封建社会。在《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的《引言》中我说：“中国历史的分期，至今尚无公认的定说。本篇所用中古时代是约指从三国到唐中叶即从三世纪到九世纪一时期而言。”“中古中国的社会是封建社会。”在《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的《引言》中也说：“从三国到中唐是本题所指的中古时期。”
    对于中古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从上面这些文章看，当时我认识到的有以下一些：城市经济衰落，金属货币萎缩，人民身份依附化、等级化，贵贱分明，人口分割制盛行，大族和寺院都有成千上万的依附民，大族寺院有特权庇护它们属下的人口免除对国家的租税徭役。
    如在《魏晋时期庄园经济的雏形》中，我讲了“豪族的发展”，“自由民到农奴的转变”和“新的社会--庄坞”。在《新的社会--庄坞》中，我简要叙述了东汉末年城市经济的衰落，土地荒芜，人口减少后出现的自然经济和庄园组织“庄坞”。在结论部分，我说：“由以上可以看出魏晋时中原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几个趋势：（一）大族兴起，土地集中大族手里。（二）自由民衰落，丧失土地而降为部曲、佃客、半自由的农奴。（三）交换经济破坏，自然经济占优势。庄园经济渐具雏形。这种生产组织，后来为入主中原的拓跋氏所摹仿，而使其制度化；把掠夺来的人口和土地，分配给从征的王公、军事领袖，而建立北朝的庄园制度。”
    在《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的引言中我说：“从三国到中唐是本题所指的中古时期。从生产关系方面看，这一时期，确实组成一个阶段，与三国前及中唐以后者不同。这阶段主要的生产关系是庄园农奴制。土地是集中在大庄园主手中，一般劳苦耕作的农民没土地所有权，秦汉以来的‘小土地私有制’是完全破坏了（原注：此论以北朝为主）。一般耕作的农民，不但没有土地所有权，即自己的身份也是不自由的，在人格上他们隶属于主人，没有脱离主人的自由。而且束缚在一定的土地上，也没有离开的自由。”“作为中古庄园领主的，第一是国家。在长期的荒乱中，人民流亡，土地荒芜无主，国家的政治权力收天下荒田为国有，同时并部勒国家编户为国家农奴，强迫的使他们耕种国家田园，向国家出租役。……再一个庄园领主是王公、将帅、豪族等，我们统称之为大族。……他们也……占有大土地。……小自由民向他们的依附，……使他们领有许多农奴户口。第三个庄园领主是寺院。……在南北朝时，寺院已领有许多的户口和土地了。”“社会关系在横剖面是领主与农奴的对立，在纵剖面则形成人口分割，……大族寺院领下的户口农奴，大族寺院便是他们唯一的主人，他们隶属于他、向他出租出役，对国家则无关系。”
    这是30年代我对汉魏之际到唐中叶社会的认识。这认识中有正确的地方，有教条主义、生搬硬套的地方。
    庄园制度是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时代的制度。这个名词大概是从日本的译文借用过来的。中国古史记载中有庄，有田，有庄田、田庄、庄宅等词，没有庄园。不能说没有像欧洲式的庄园的存在，但不典型。邓广铭教授后来有文章讨论、批评庄园问题，说中国中古没有庄园制度。我后来也放弃了这种提法。
    农奴，也是如此。中国史书上没有这个词。用依附民，泛指一切身份高于奴隶、低于自由民的半自由的人是可以的，用农奴这个近乎欧洲中世纪专称的词来指中国历史上中世的农民劳动者，似乎也不合适。不能说中古时期的中国没有像欧洲那样的农奴的存在，但也不典型。后来我也不大使用了。
    20世纪的前半个世纪（1949年以前），西方史学思想对中国传统史学思想有两次大冲击，一次是1919年五四运动带来的西方资产阶级新史学对中国史学思想的冲击。一次是1927年北伐战争后带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对中国史学思想的冲击。具体地说就是1930年前后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前一冲击，其势如排山倒海，时间长，影响大；后一冲击，当时其势也是如排山倒海，但时间不长，不久马克思主义受到压制，马克思主义没有走进大学之门就走入暗流了，影响不够大。
    在社会史论战中，尽管参加者的派系复杂，思想复杂，但没有不打着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旗号的，没有这个旗号，便没有参战的资格。顺便向研究20世纪中国史学史的同志们建议：不要忽略二三十年代之交，中国社会史论战这一史学高潮，它是继五四运动之后，又一次西方史学思想对中国史学的大冲击，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大冲击。就史学论史学，是应该这样看的。
    我是在这次冲击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史学思想的。像我这样年纪的人而又终生作历史研究的，是少数人，多数人去革命了。
    中国中古时代，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是中国的封建时代，魏晋之际（或汉魏之际）封建说，到今天我还在坚持。我要说，我这思想、这认识，是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产物。30年代以后，我不断丰富、深化、调整我的认识。50年代，我写了一篇《汉魏之际社会经济的变化》。论文从四个方面论述汉魏之际社会经济的变化：一、从城市交换经济到农村自然经济，二、从编户齐民、奴隶到部曲、客，三、从土地兼并到人口争夺，四、从民流到地著。当时我还不敢提这是由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转变。我只是用史料说话，论述变化的客观情况，画龙不点睛，不说变化的性质。既说出了思想认识，又不提分期。这篇文章，不怕被人抓辫子。
    稍后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气氛下，我才大胆地写了《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据说尹达同志看了，并送郭老（沫若）看，都没下文。最后我送《文史哲》（1956年8月号）发表了。在这篇文章的第三部分《东汉以来奴隶向封建制的过渡和封建社会的成立》，才又正式提出汉魏之际封建说。1978年长春中国社会史分期研讨会，我提出论文《汉魏之际封建说》，并以此为题，在大会发言。这篇文章随后于1979年第1期《历史研究》上刊出。这篇文章的内容大体是《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一文的缩写。
    文化大革命以前，史学界居领导地位的是范老（文澜）和他的西周封建说。文化大革命后，郭老（沫若）的春秋战国封建说起而代替了范说。他们两家之说，都能和毛泽东的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挂起钩来，汉魏之际封建说挂不上钩。汉魏之际封建说虽然没有受过政治迫害，但压制还是有的。空气也有重量，那个气氛是很重的。尚钺同志的遭遇，就是我的前车之鉴，我是看在眼里，惊在魂里的。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气氛轻松、活泼、自由多了。近年来我写了不少文章，畅谈汉魏之际封建说。不但很少顾虑，而且敢于“主动出击”和同志们公开争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