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五四运动前后，西方史学思想进入中国。胡适等人进入北大，北大出了傅斯年、顾颉刚等一批人才。全国史学界都出了一批受西方史学思想影响的人才。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1930年前后），中国社会史论战，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辩证唯物论传入中国。但它既受国民党政府的压制，也受其他党派的排抑。它没有进入史学界，就沉默下去。
    在学术上我一生受影响最大的是陶希圣和傅斯年，两位都是我的恩师。在史学思想理论方面，陶希圣的影响比较大。但我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过几年，时间虽不算长，却是直接在傅斯年的指导下作研究工作，受史语所学风和治学方法的熏陶，对我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傅斯年出身“五四”，陶希圣出身中国社会史论战。我的史学界同行、同辈学人中，多半是出身“五四”这一系统的。现在大约只我一人是出身“五四”系统，又是出身社会史论战系统，而又是以社会史研究为重点的人了。
    北伐战争后，如雨后春笋一样，上海出现许多新书店，专门出版新兴社会科学一类的书。所谓新兴社会科学的书，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书。很多书是从日文翻译过来的，给我印象深的是河上肇的关于辩证法的书。对我以后研究中国古代和中世纪史影响大的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国农民战争》和考茨基的《基督教之基础》。我从这些书里学习的是读史、学史和写史的理论和方法--辩证法和唯物论。任何历史现象和问题，都是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一点和社会全面中的一点。因此，研究任何一个历史现象和历史问题，都要从它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点，社会全面中的一点来认识它。这一点可以说是我读史、学史、写史中的一点心得。读者读我写的论文和书，都会看到这一点。
    在治学态度上，我常常说我服膺两句话：“择善而固执之”（《中庸》）、“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荀子》）。这是一对矛盾的统一。
    白公（寿彝）在世时，我两人常常相互批评，他说我太顽固，我说他太活，今天一个主意，明天又一个想法。就我的学术论点说，30年代的论点，今天多仍在固执。如历史分期问题，30年代的“魏晋之际封建说”（后常用“汉魏之际封建说”），90年代还在执着。这是否顽固，未能“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我一方面警惕，不要真是顽固了；一方面仍是顽固，固执己见。
    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变化。读书多了，考虑多了，认识自然有提高，也更周密。30年代是幼稚的，闯劲大；90年代比较成熟些，稳些。
    理论是从客观历史实际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就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对客观历史实际的认识。已经过去的客观历史实际，不会改变；会改变的是人们对客观历史实际的认识。认识会由浅到深、由片面到全面，不断变化。事实改变认识，认识不能改变事实。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给我们方法，给我们智慧，使我们能深入地去认识历史客观实际。但马克思不教我们迷信，他教我们不要顽守章句。理论要根据事实不断发展，不断提高。
    对中国社会史研究，我强调由原始社会到古代社会中间的过渡阶段；强调这时代不仅出现奴隶制，还出现农奴制，还以缩影的形式出现一切后来在社会及其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立；强调农奴制、依附关系不是中世纪封建时期所特有的；强调它在人类历史上的两次出现；强调城市商业交换经济在人类历史上两次出现。一次在古代社会，一次在封建社会解体后。等等。一句话概括，这些“强调”反映我由教条主义又回到马克思身边。
    我在《中国专家学者辞典》（人民日报海外版新闻交流中心编纂）的入选者自撰辞条里，对我大半生的史学成就和治学方法，有如下概述：
    我的史学研究，有三个领域：一、中国社会史（古代中世纪），二、汉唐佛教寺院经济，三、汉唐兵制。用力最多的是中国社会史（古代中世纪）研究。
    我对中国社会史（西周到隋唐）的认识与当代众多史学家多有不同，概括说，我认为：
    殷周时代，氏族制已在分解，有了氏族贵族和平民，但氏族部落，部落联盟仍是社会组成单位。这时期是氏族部落向国家的过渡阶段。可称之为部落国家或早期国家。
    战国秦汉时期，城市商业交换经济发达，农业生产也被卷入交换过程中来。商人兼并农民，农民破产流亡，有的卖为奴隶。这是城市支配农村的时代。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社会的显著特征是自然经济和依附关系。城市经济衰落，金属货币退出市场，布帛代替了铜钱。人的身份依附化、等级化、贵贱分明。豪族强宗、寺院都有成千上万的依附民，他们不向国家出租税服徭役。人口分割制，这时期很显著。
    在历史研究中，我的特点是：（一）能抓大问题。我研究的题目都是有关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和反映时代面貌的大问题。（二）我继承了中国史学传统，重材料，重考证，重把问题本身考订清楚。我受有近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影响，更受有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训练。我重视从宏观、微观看问题，从发展上看问题，从全面看问题，形成我宏观、微观并重，理论、材料并重的学术风格。问题在都没有学到家，也没有作到家。
    如果要自我评估一下我的史学道路和成就，可以概括说：我欣赏在创始性、突破性和开拓新领域（如对佛教寺院经济的研究）方面有成就。
    我的代表作有：《中国古代社会》、《中国文化六讲》和一些中国社会史、佛教寺院经济、汉唐兵制的论文。（文字略有修整）
    这段自选辞条是2000年9月14日填写的。可以说是最近的自我学术评述了。
    历史学的贡献，在于它对历史实际的认识符合历史实际和它的发展规律。我自己觉得我对周--唐这段历史所提出的认识还是符合或贴近这段历史实际的。
    我写完《中国古代社会》以后，就计划写“中国中世社会”（魏晋南北朝隋唐），杂事鞅掌一直未能如愿。但我总是要写的。
    我写过一篇《争论历史分期不如退而研究历史发展的自然段》（见1999年1月29日《光明日报》第264期《史林》）。我说：
    人类历史长河在发展过程中是有变化的，有变化，就有段落，这就是我说的自然段落。我叫它自然段，重在它是自然存在的，客观的。各段落的特点、特征是什么，段落的变化在何处，这是历史学家首要的研究课题。
    具体到中国历史研究，也要先研究这些自然段落。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哪些自然段落？各段落有哪些特点、特征？哪些特点、特征是前后段所无而为它所特有，是使它和前后段区别开而自成一段落的？
    历史自然段和历史分期、社会性质的关系是：前者是客观实际，是基础，是本；后者是主观意识，是上层，是末。提出自然段的意义在于：重事实，重材料。研究中国历史，先重事实研究，少定框框。事实没有摸清楚，不要急于定社会性质。
    根据这些认识，我现在已不愿夸夸其谈地谈论什么分期问题，而愿意先摸清楚中国历史发展有哪些自然段。研究清楚了有哪些自然段和各自然段的特点、特征，水到渠成，社会分期自然会出来。基于这种认识，我要写的这本“中国中世社会”，原本叫作“中国中世封建社会”，现在就称“中国中世社会”了。
    20世纪30年代初学写文章，到现在已近70年。回头看看自己的成就，虽然自己有时也曾“骄傲”和“委屈”，但基本上大多时间还是虚心、甚或心虚的。客观、公平地评估自己的一生，有四字可用：“贫乏”但不“浅薄”。我生的时代，是世界、中国千载不遇的大变动的时代，也是一个大浪淘沙的时代。时间都浪费掉了！我是“幸运”的，也是“悲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