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门学科总是承担着一定的社会功能，20世纪西方历史学所追求的社会功能是什么？如果说一门学科的成功，意味着它在满足社会需要上取得了成功，那么新史学的成功是因为它在什么地方满足了社会的需要？这是20多年来我们在介绍和讨论西方史学时，尚未认真涉及的问题。
    笔者认为，20世纪，特别是该世纪下半叶，西方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的道德教化和为统治阶级提供经验的功能大为弱化，一种全新的西方人称之为“理解”的功能则全面兴起。这是史学史上从未有过的转折，是史学家努力追求史学的有用性，探索适应时代需要的历史学的产物。如果对这种功能的形成过程和作用视而不见，就不可能真正认识20世纪西方的历史学，难以把握21世纪历史学的发展趋势和确定我国历史学的发展目标。
    一必须使历史学成为对社会“有用”的学科
    在现代，历史学属于其存在理由需要经常加以论证的一门学科。大部分研究史学理论的书籍都要讨论历史有什么用处，有的还不惜花很大的篇幅，如托什的《历史学的追求》的第一章就称为“历史的种种用处”（注：J.Tosh,The Pursuit of History,Longman,1987.）。年鉴学派的创始人马克·布洛赫的《历史家的技艺》是以他的“十分宠爱的小儿子”的这句话开始的：“告诉我，爸爸，历史有什么用？”布洛赫感慨地说，“这个质问切中了要害”，并表示历史学若不能说明自己有用，他就会感到“特殊的压力”。他还强调指出，“如果一门科学最终不能以某种方式改善我们的生活，就会在人们眼中显得不那么完美……史学的主题就是人类本身及其行为，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显然在于增进人类的利益。事实上，一种根深蒂固的秉性使人们几乎本能地要求历史指导我们的行动，因此，一旦历史在这方面显得无能为力之时，我们就会感到愤慨。”（注：马克·布洛赫：《历史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12页。）
    20世纪西方的历史学非常看重社会效用，那些新史学的大师毕生关注着这个问题。年鉴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反复强调：“为了认识现时，必须研究迄今以来的全部历史”，而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叫做《文明史：过去解释现时》（注：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121页。）。他又说：“历史学也许并不注定只能研究围墙内的菜园子。否则，它肯定完不成它现时的任务之一，即回答当前使人焦虑的问题以及保持它与各种十分年轻而又咄咄逼人的人文科学的联系。”（注：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10页。）年鉴学派的第三代传人勒高夫经常重述他的前辈的信念，并信心十足地宣布：“从广义上说，历史学总是承担着重大的社会义务，在我们这个史学肩负着比以往更为必要的职责的时代，新史学如能在教学、科研和传播方面得到所需要的手段，定能不负众望。”（注：勒高夫、诺拉、夏蒂埃、勒韦尔：《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34页。）巴勒克拉夫正确地总结说：“布洛赫赞同了菲士泰尔·德·库朗热的名言：‘历史不是过去发生的各种事件的规程，而是关于人类社会的科学。’这是布洛赫和费弗尔发动的这场革命的关键所在。”（注：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64页。）
    20世纪，特别是二战以来的西方史学中，我们熟知的许多重要的历史学家或历史思想家，不管是否属于新史学各个流派，都同样重视历史学的社会效用。写下《西方的兴起》的美国著名史学家麦克尼尔被认为是当代辉格党传统的代表人物，但他对历史的功能的看法与年鉴学派没有什么区别。他说道：做一个历史学家“是一种崇高的、严肃的职业。因为一个集团的成员对于过去事情的了解以及从中得出的信念引导着他们的前程，影响着他们的决定，而他们的生命、财产和神圣的荣誉就依赖于这些决定。”（注：麦克尼尔：《神话-历史--真理、神话、历史和历史学家》，《史学理论》1987年1期，98页；麦克尼尔被认为是在辉格党的史学教育传统中成长的，并且他们“关于历史学的职业及其功能的观点看来仍是辉格党的传统”，参见 W.A.McDougall,"Mais ce n'est pas l'histoire!",Some Thoughts on Toynbee,McNeill,and the Rest of Us,in The Joumal ofModern History,Vol.58-1,1986,p.39。）类似的看法在美国历届历史协会主席的演说中经常出现（注：1949-1988年间的演说已译成中文出版，参见《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49-1960）》，商务印书馆，1963年；《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61-1988）》，王建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克罗齐、科林伍德及20世纪末的后现代主义历史思想家，也都强烈地主张历史学与现实生活不可分开。
    20世纪西方的史学家如此看重历史学的社会作用，为什么长期以来我们没有充分注意到这一点？这大概是因为，从社会背景上看，我们正处于工业化时期，历史学尚未面临后工业社会对它提出的种种问题；从思想根源上看，与20多年来我国学者着眼于把史学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相区别，使之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有关，从而只着重于西方20世纪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忽视了其他方面。这非常典型地表现在片面地认识19世纪史学与20世纪史学的区别（大体上相当于兰克学派与年鉴学派的区别或实证史学与新史学的区别）。
    我们通常是根据卡尔颇有影响的《历史是什么？》一书开头所引的两段话来认识这种区别的：一段来自阿克顿1896年为他负责的《剑桥近代史》向剑桥大学出版部写的一个报告，坚信只要得到“一切情报资料”，就能写出“终极的历史”；另一段来自约60年后克拉克为《新编剑桥近代史》写的总导论，声称过去的知识都是经过人们“加工处理过的”，所以不可能有“客观的”历史真实（注：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1年，1-2页。）。
    这两段话能不能作为这两个世纪西方历史学的根本区别呢？不能！它们所表明的主要是这两个世纪的历史学在认识论上的区别，更具体点讲，是在对待史料的态度上的区别。如果把它看成是这两个世纪整个历史学的区别，就会妨碍我们认识西方20世纪历史学的精华所在，而且还会让人觉得似乎新史学是不重视史料或轻视历史的真实性的。实际上，年鉴学派提倡全面的历史，正是为了把更多的人类活动遗迹纳入史料的范围，写出更真实的历史。
    概括地说，19世纪史学和20世纪史学的区别，主要表现为两点：一点是对史料的态度，另一点是对历史学的“作用”的理解。这两点中，后者更能说明20世纪西方历史学的性质。
    兰克在《1494-1514年拉丁与日耳曼各民族史》（1824年）的前言中，说出后来被视为经典的一句话：“人们一向认为历史的职能在于评价过去，教育现在的人并有利于未来。本书并不企求如此高的目标：它只希望展现过去实际上发生过的事情。”（注：F.Stem,The Varieties of History,New York,1973,p.57.）这句话表明，兰克认为研究历史的主要目的是恢复过去的原貌，至于其效用则恐怕是可望而不可及，而新史学则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与之针锋相对。显然，西方20世纪与19世纪历史学的区别，应该从这里来探讨，或者说更根本的区别是在这一点上。至于在前者即对待史料的问题上，两大历史流派虽有区别，但还是有-致之处的。比如，在新史学中，“实证史学方法的一部分技术经验仍然是有效的”。新史学不仅在使用文献资料时继续沿用这种方法，还扩大了实证方法的应用范围：新史学用来研究实证史学家不屑一顾的图像材料、口头资料等等的方法，“与17、18和19世纪所形成的考证史学方法大同小异”（注：勒高夫、诺拉、夏蒂埃、勒韦尔：《新史学》，6-7页。）。
    可以说，20世纪的新史学首先强调历史学要在现实社会中发挥作用，将其作为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兰克反对启蒙运动追求历史的有用性而牺牲它的真实性，在当时那个时代促进了历史学的发展；年鉴学派则企图把启蒙运动和兰克学派的追求统一起来，既追求有用又追求真实，而且由于历史条件的改变，“有用”的内涵也有了巨大的变化。这样来看问题，可能会更清楚地理解西方这些先后出现的历史学派或这几个世纪间的历史传统既否定又继承的关系，也有助于我们认识20世纪西方史学的新追求--“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