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史学所追求的社会作用是“理解”
    20世纪西方史学家所强调的史学的社会作用，有其独特的内涵。
    一直到19世纪，讲历史学的社会功用，无非是为统治者提供统治经验和教化百姓两个方面。但20世纪新史学所主张的史学的社会功能不是如此，而是如马克·布洛赫所说的，是“增进人类的利益”，“增进”的手段是用历史知识来促使人们互相“理解”。他强调指出：“千言万语，归根结底，‘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注：马克·布洛赫：《历史家的技艺》，105页。）。
    这里的“理解”有特定的含义。总的说来，它要求人们通过了解历史及其经验教训，不用过于狭隘的眼光做出过于冲动的决定；它还含有相互体谅、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使大家在这个多事的世界上共存的思想。1928年时巴恩斯就说道：新史学“主要的、乃至唯一的历史贡献，在于它能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我们自身的历史时代”（注：巴恩斯：《论新史学》，参见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205页。）。勒高夫指出：“《年鉴》杂志从未像现在这样希望让人理解史学的问题所在。它提出历史学的各种问题”。他援引费弗尔的话接着说，“‘（我们）所提出的不是一种让史料自己说话，而是由史学家提出问题的史学。’它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视从现时出发来探讨历史问题，以便能在一个‘动荡不宁的世界中’生活和理解。”（注：勒高夫、诺拉、夏蒂埃、勒韦尔：《新史学》，13页和“中译本序”，4页。）这些引文中的“理解”两字是我们全面认识新史学所主张的“问题史学”的关键。以往我们似乎认为，史学若是从现实具体问题出发，就有可能歪曲历史事实，搞“影射史学”。大概出于对“四人帮”影射史学的厌恶，中国的史学家大多至今尚未仔细思考过影射史学与从现突出发研究历史的区别，从而也未能真正认识西方新史学的以下主张和实践：研究历史从现实问题出发，但又严格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研究；既强调历史为现实服务，但又不是随心所欲地解释历史。具体地说，“理解”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1.使各国、各民族、各种文化或宗教信仰之间的人互相理解，防止或缓和他们之间的重大冲突。在二战中遇害的布洛赫，以历史学象深沉博大的胸怀在德国人的监狱里热烈地写道：“不要以为历史学家是不动感情的，无论如何，他还是有感情的。实际上‘理解’一词既孕育着困难，又包含着希望，同时，又使人感到亲切。……在双方不可避免的冲突中，有必要加深一些理解以便于疏导，如有时间进行充分的理解，就能防止冲突。”理解的作用不仅限于此，“理解包括体验人类千变万化的差异，包括人们之间不断进行的交往”（注：马克·布洛赫：《历史家的技艺》，105页。）。
    布洛赫所说的大概主要还是限于欧洲各国人民间的理解，但二战后，这一范围可以认为已经扩展到整个世界。布罗代尔的话颇有代表性：“世界各个文明具有不同的本质和特点，它们长期保持各自的个性；这也就是说，当务之急是要研究每个文明固有的爱好、习惯、气质和本能反映，而这一切唯有历史……方能作出解释”，否则，“那将会出现多少差错和灾难！”（注：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163-164、163页。）美国历史学象对历史学在这方面的能力充满信心。1992年在“发现”美洲500周年时，《美国历史杂志》发表一组纪念文章，霍克西在这组文章的导言中说：“我们这些文章表明，历史家的努力能够克服以往种种入侵和否定美洲的方式。在发现者和被发现者的对话中可以再次发现美洲。”（注：F.E.Hoxie,"Discovering America:an Introdution",in The Journal ofAmerican History,Vol.79-3,1992,pp.840,13,17.）托什甚至认为，“在欧洲的历史学中，皇朝的中国和前殖民地的非洲至少有权要求我们给以像对欧洲中世纪或欧洲史上的宗教战争那样的注意”。因为“越出自己的各种假定并站在继承了不同传统的其他民族的位置上思考问题的能力，对有效地处理国际关系是必不可少的”（注：J.Tosh,The Pursuit of History,pp.13,17.）。
    历史学在做这种理解的工作时，还必须做到以下两点：
    （1）用历史事实向自己的同胞提供一些逆耳的忠言，使他们不要狂热，对冲突采取理智、克制、实事求是和理解他人的态度。布罗代尔强调指出，“我们必须让儿童从上学起就注意这个问题，但每个国家的人民却往往喜欢在镜子里只看自己，不看别人。这个宝贵的认识事实上至今很少成为共同的认识。它要求我们全面考察有关文化的所有重大问题……根据这一认识，我们必须找到能为所有文明所接受并能尊重各自不可调和的立场的共同语言。”（注：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163-164、163页。）麦克尼尔也主张要不怕得罪自己的同胞做好理解的工作：“历史家作为社会的成员和历史过程的参与者，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要想受到欢迎，只能迎合周围人们的胃口；而要成为有用的人，则必须同时也讲些不合人们胃口的东西。在前有暗礁、后有旋涡的困境中航行，这就是严肃的历史家的艺术，这种艺术帮助男女历史家所面对的并加以赞美的集团了解更多关于它自身的和其他集团的事情，使之在一个不可靠的、多变的世界上生存繁荣。”（注：参见麦克尼尔《神话-历史--真理、神话、历史和历史学家》，98页。）
    （2）不要用自己的价值尺度来理解和评判另一种文化。入江昭说：“费正清曾强调指出，我们大家是多么‘束缚于文化’。最近，有一部研究费正清的著作表明，尽管他在步入学术生涯时对某些原则和价值的普遍适用性深信不疑，但他的疑虑却与日俱增，例如他越来越怀疑能否用美国的尺度来衡量中国的发展过程。因此，作者提醒人们，不要去维护美国思想统治论。”（注：入江昭：《历史学的国际化》，参见《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61-1988）》，540页。）在这里，重要的是了解历史变迁，接受历史的教训和世界发展现实。1993年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的演说题名为《航行》，他历述了哥伦布、郑和等种种航行，讲述了自己两次来中国和去世界其他地方的感受，指出从历史上看，各国或各种文化的强弱不是永远不变的，美国在东亚的霸权正在衰落，美国人必须接受这个事实（注：F.Wakeman,Jr.,"Voyages",i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98-1,1993.）。
    2.在国内各阶层民众或各利益集团间实现互相理解，使大家知道共存共荣的道理。这方面，关键是上层阶级必须抛弃长期以来的偏见，真正理解下层人民的生活和追求。二战以来，西方史学家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英国史学家提出的“从下往上看的历史”最能体现这种主张。80年代上半叶，蒂利这样讲到社会史研究的成就：“从事欧洲社会史的学者们，基本上消除了一般史学的谎言。这种一般史学把大众描绘成无感情的、非理性的、愚蠢的群体。”（注：查尔斯·蒂利：《重建欧洲的生活》，参见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296页。）
    3.如实地理解过去。不仅不能用一种价值观去衡量其他的价值观，也不能用现在的价值观去衡量过去的价值观。对过去的事物采取理解态度不仅是为了继承传统的需要，而且也是对现在的事物采取理解态度的延伸，因为对过去的事物采取理解态度会有助于我们从历史上吸取经验，并促使我们对现在的事物也采取理解态度。一个民族往往不恰当地解释历史，制造出各种神话来神化自己的过去。在当代，这种神话蕴含极大的危险性。托什认为破除这种神话历史家大有用武之地，他说：历史学家的“作用像一个‘专门摘除白内障的眼外科专家’”，并指出，“通过考察形成其他社会的意识的种种神话，历史家可以做出积极贡献”（注：J.Tosh,The Pursuit of History,p.17.）。
    可见，理解有两层意思，首先是互相了解，接着是互相体谅。让人们互相了解，然后又说服他们互相体谅，这就是当代历史学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可以将新史学或20世纪西方的历史学称之为“理解型”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