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做到相互理解的具体办法，除了前面已讲过的用历史事实向自己的同胞提出一些逆耳的忠言，不要用自己的价值尺度来理解和评判另一种文化之外，还有冷静地思考，寄希望于让时间来证明。1950年美国历史协会主席莫里逊在年度演说中主张：历史学家“在他达到‘完全按照事实’描绘事件的最主要目的以后，他的重要任务便是去理解个人与集团（即使是他自己所憎恶的也不能例外）的动机和目的，并且指出历史人物与运动（即使是他自己所喜欢的也包括在内）的功过得失。一句话，他必须保持平衡。”他还说：“史学界需要的是既勇敢又诚实并且具有平衡感的男男女女。”（注：莫里逊：《一个历史学家的信仰》，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270、278页。）过去，我们称这为资产阶级客观主义。几十年后，当冷战的阴云消散时，已经开放得多的麦克尼尔先是讲“伟大的历史学家对这些难题的处理办法，总是把他们的同情扩大到本集团狭隘范围以外的人”，但接着他承认，“然而在我看来是明智的、真实的东西，其他人看来仍是不相干的、模糊的。只有时间能解决这个问题，时间可能使我的思想和我的批评者的思想一同过时。”（注：麦克尼尔：《神话-历史--真理、神话、历史和历史学家》，95、97页。）这种方法在大多数人都情绪激昂的时候并没有太大的约束力，不过麦克尼尔的这段话已经承认：尽管存在共同的人性，但真正要做到相互理解其实很难。在总体史上走得最远的布罗代尔在讲到如何对待移民时呼吁人们“容忍，更多的容忍”，但他又把“同化”作为“无痛苦的移民”的最高标准（注：S.L.Kaplan,Long-Run Lamentations:Braudel on France,in The Joumal ofModem History,Vol.63-2,1991,p.353.）。这个见解意味深长：历史学家总是面对民族或文化划分的事实，他知道其他的居民像他们一样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信仰。
    总之，讲理解，并不是说西方的历史学家放弃了自由主义理想，但20世纪的冲突使他们意识到，自由民主需要通过理解的手段来维持。有人这样说道：“关于不正确的过去的故事及对人类差异的错误的理解或错误的认识，既很难导致一个自由民主的乌托邦的成功，也无法使它维持下去”（注：Geoffrey Roberts,"Postmodemism Versus the Standpoint of Action",inHistory and Theory,Vol.36-2,1997,p.259.）。二战以来西方人的思想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当我们强调西方20世纪史学家的信念仍是自由主义时，不能抹杀20世纪自由主义与19世纪自由主义的重要区别，否则就无法理解新史学。但从各阶层人民间及世界各国人民间真正做到相互理解来看，从维护世界和平的需要来看，这点变化还是远远不够。从当前的情况看，危险性在于：战后的和平一定程度上是靠经受战争的人们对战争的恐怖和厌恶来维持的，而一当未经历战争的一代人主宰各国政府时，由于对“理解”缺乏有深度的理论认识及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法，世界和平的纽带会显出脆弱性。追踪西方史学家在对“理解”的认识上如何变化，是我们预测他们的史学发展趋势必不可少的工作。
    3.新史学在社会史的研究上取得了重大成就，在总体史的道路上迈出了很大的步伐，但真正的总体史著作可以说还没有或非常少。尽管布罗代尔的《地中海》赢得了巨大声誉，但他的榜样并未在法国史学家中引出许多类似的著作（注：L.亨特：《近20年的法国史学：年鉴范式的兴衰》，《当代史杂志》1986年2期，212页。）。这里面除了总体史本身固有的难度外，主要还由于这些文学家们的研究和表述的方法本身也存在各种各样技术性的问题。比如，三个时段或几个层次的划分及使用了太多的数字等等一定程度上使历史学变得很枯燥，同时还使历史发展的动因变得模糊不清。有人这样评述布罗代尔的代表作：“布罗代尔在撰写关于16世纪地中海的名著时，把它分为三个层次，似乎认为各个部分会自然而然地相互交融。但事实上，只有当他背离本人的抽象结构时，这种情况才会发生。……该书的结构与历史学相悖，因而使历史变得索然无味。史学的精髓和兴味，恰恰在于人类生存的各种基本条件同日常问题之间有着积极的和持续不断的联系，前者为人类的生存规定了界限，后者则是人们自觉参与斗争的东西。史学的目标不是要用某种时间标准来区分不同时段的历史事件，而是要用不断演变的情节来揭示历史事件之间的持续的相互作用。”（注：贝林：《现代史学的挑战》，参见王建华等译《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61-1988）》，392页。）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年鉴学派自己也承认：“将各体系编制成序列时呈现的历时性现象，致使时期差异问题难以解决。这就是新史学的症结所在。”（注：参见勒戈夫、诺拉主编《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44页。）这里的意思是说，年鉴学派的大师们原来以为通过研究各种系列史，可以把它们组合成总体史，但后来发现各系列史的时间参差不齐，无法达到这一目的。
    总体史的想法产生于人们不满于历史被分割成政治、经济、社会、心智等几大块，因为人类的活动本来是统一的。但现有的理论还无法写出总体史：由于范围的扩大、资料的极大增加及题材专门化的压力，历史研究“需要更大的抽象思维的能力”，以便“把握特定时期人类经历的每个方面的内在联系”。“若没有某种人类经历的各组成成分是如何结合成整体的观念，即某种更广泛意义上的人类社会结构的理论，总体史是无法达到的。现有的大部分这一类观念基本上都是按照物理世界的模式类推出来，各种各样的设想都把社会看成一个有机体、一种装置和一种结构。”（注：J.Tosh,The Pursuit of History,p.129.）显然，这并不能解决问题。
    西方史学家在21世纪有可能解决上述问题吗？看来困难不少。当然，他们有可能解决部分问题，从而再次把历史学往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