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的历史观需要新的研究方法
    对史学作用的新认识，使20世纪西方的新史学几乎在所有主要历史观点上都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最重要的变化表现在：
    1.从英雄史观转向非英雄史观，认为历史的决定因素不是那些英雄或高踞于普通人之上的政治家，而是长时段的、结构性的或最稳定的东西，如地理环境、人们的日常生产和生活、心态等。
    2.从绝对的单线的进步观转向相对的、多线的进步观。所谓绝对的单线的进步观，习称“辉格党传统”，即着重于政治史和法制史研究，“强调政治和立宪，以‘如实’叙述历史为基础”，坚信“历史合理地向着自由资本主义及议会政治的社会准则和机构制度进步”（注：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华夏出版社，1989年，171页。）。在新史学那里，这些观点基本上被抛弃了，进步是相对的，人类的发展是多元多线的。换言之，应该给非西方国家的历史发展道路以一定的地位。
    对这种放弃绝对的进步观的做法，我们曾认为是资产阶级走向没落的反映，一些人至今仍持有这种看法，这大半是因为处在热烈地进行现代化建设中的我们对进步的负面效应还缺乏深刻的感受。实际上，对当时的西方历史家来说，只有抛弃它才有可能抛弃19世纪的辉格党史观，并为以下第三方面的发展提供可能性。
    3.从只承认西方文明的进步性，转向承认人类文明具有多种含义，各种文明都有自己的理性；由于进步与否是相对的，所以每种文明都曾对人类做出过贡献。
    4.注重历史前后过程的联系，特别注重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联系，不像19世纪的史学家那样强调斗争和决裂，而是在讲决裂时也强调联系和继承。这种强调不是否定文艺复兴等等的进步性，而是勾画出它们与中世纪的真实关系，使人们不再有文艺复兴凭空产生的感觉。大体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开始强调中世纪与古典古代的联系。如弗里德里希·冯贝佐尔德（Bezold）写了《古代神祇在中世纪人文主义中的生命力》（1922年），F.施奈德（Schneider）写了《罗马和中世纪的罗马理想》（1926年）。
    强调各个历史时期的联系，极大地影响了西方20世纪的学术思想，比如强调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的联系，“对任何中世纪和现代文化的性质和演变的观念都是关键性的”（注：W.K.Ferguson,The Renaissance in Historical Thought:Five Centuriesof Interpretation,Massachusettes,1948,Preface,p.10.）。但对这种强调联系的认识有概念化倾向，我们在较长一段时间里是这样评价的：“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后……资产阶级历史家由于害怕革命，故意贬低革命运动的历史作用，甚至鼓吹庸俗进化论的观点，硬说社会发展完全是演变的过程，而否认历史上有过革命性的变革……反映了现代资产阶级历史学堕落的程度。”（注：参见齐思和为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所写的“中译本前言”，商务印书馆， 1983年。）这种评价有其合理成分，但存在片面性。因为从“历史上看起来，没有一次骤然的变化改变了大部分人类的习惯、风俗和制度”（注：鲁滨逊：《新史学》，107页。）。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史学也发生了从强调革命性变革的作用到寻求联系的转变，这是社会发展深入而引起历史研究深入的表现。道理很简单，一场革命性变革并不能割断与过去的一切联系，许多东西是在革命性变革过去很长时期后才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还有大量的东西则经过各种形式的变化后作为宝贵的民族传统继承下来。
    以上各种变化渗透在20世纪（主要是该世纪下半叶）西方大部分重要的历史著作中，所以20世纪西方的历史学具有“翻案”性质，深刻地改变了19世纪历史学的基本观点。
    史学的目的改变了，主要的历史观点发生相当彻底的变化，研究方法当然也需要相应发生变化。从这样的角度，我们可以更深刻地认识20世纪西方新史学所使用的各种方法。对习惯于传统思维的历史学家来说，这些方法可能闻所未闻：
    1.不是为了过去而研究过去，不是靠罗列历史资料，而是从现实问题出发来研究历史，通过创造自己的研究对象来认识真正的过去，以便使历史有助于当今的人们。巴勒克拉夫引述布洛赫和费弗尔的话说道：“历史学家的工作最重要的是提出问题。布洛赫写道：‘一件文字史料就是一个见证人，而且像大多数见证人一样，只有人们开始向它提出问题，它才会开口说话。’因此，‘历史学研究若要顺利开展，第一个必要前提就是提出问题。’历史学家工作的好坏同提出问题的质量高低有直接关系。历史学的研究工作同其他任何学科一样，不能纯粹靠搜集和罗列事实来进行。‘过去’是不存在的，试图通过努力重组残篇断片，为‘一堆遗体’恢复生命，是一种错误的幻想。常规的历史学便是在这样的幻想中失足的。同科学家的工作完全一样，正是历史学家自己创造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布洛赫毫不妥协地坚持，历史学如果不能提供‘合理的分类的不断提高的理解力以取代简单的、杂乱的而且实际上是无限的堆砌物的话’，便没有权力在严肃的知识形态中争得一席地位。”（注：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56页。）这就是所谓的“问题史学”的基本主张，即从当前的重大问题出发来研究历史，从历史上寻找当代重大问题的答案和线索。
    2.扩大研究视野，研究总体史，这是结合现实问题来研究历史的必然结果。作为认识和研究历史的方法，总体史及其他研究技巧，是后生的东西。年鉴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伏维（弗）尔强调指出：“首先是史学研究领域的改变，其次是史学研究方法和技巧的改变，这两个方面是紧密相联的”。正是研究对象的变化导致新资料的发现和新的研究方法的产生：“在长时段中可组织成系列的新书面资料的发现，是对以前显得毫无意义的大量沉睡着的无名文献进行重新估价的成果，但这些资料的发现既是重要的，又是有局限的”。这时，“我们必须寻找另外一些资料来代替，这些资料的性质本身已要求有一个更为广泛的研究视角：书面资料在这些资料面前失去了自己的优势地位，而考古学，在历史人种学范围内的图像资料、甚至口头调查等则开始走红。”（注：勒高夫、诺拉、夏蒂埃、勒韦尔：《新史学》，135、147页。）这里说明了“理解型”史学的必然结果--把研究范围扩大到人类全部活动领域。
    研究人类活动的全部领域，意味着一方面它要研究一国或一地区在某一时段内人们的全部活动，另一方面又要研究世界上所有人类的历史。早在1936年，荷兰的历史家赫伊津加就说：“我们的文明首先是以全世界的过去作为它自己的过去的文明，我们的历史首先是世界史”（注：转引自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242－243页。）。在其后的新史学的发展中，这两方面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其主要成就是在第一方面。从自己最熟悉的地方开始，这可以理解。
    3.研究对象改变了，再像以前那样只用叙述的办法来写历史已经不够了，要使众多杂乱无章的材料有一定的头绪，就必须采用新的方法，分析的或结构的方法由此兴起。下面一段话说明了这一转变过程：“一方面，历史不再专门叙述权贵的轶事了，历史成了迄今为止被御用史学家认为没有历史可言的人民大众的历史；另一方面，史学家的专业研究对象包括了从物质到精神的各种现象。这样，史学家的注意力就必然从个体转移到集体，从政治史转移到社会史。从叙述转移到分析，从对单个原因的说明转移到对多方面原因的说明。”（注：勒戈夫、诺拉主编《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40页。）
    年鉴学派的创始人最早提出来的是“分析”的概念。布洛赫曾这样发问道：“历史学的宗旨是再现历史还是分析历史？”他主张的分析过程是这样的：先是“给史料进行选择和分类……找出相似之处，以便进行比较研究”，然后进行“分析”、“抽象”，最后进行重组。“唯有经过分析才能重新组合，更确切地说，它是分析的继续和最终的完善”（注：马克·布洛赫：《历史家的技艺》，101、106-113页。）。布洛赫本人的《封建社会》就是这种比较分析的代表作。
    到布罗代尔时，“分析”演变成了“结构”。布罗代尔于1958年发表《长时段：历史和社会》，使“结构的研究成了今后历史学的主要任务”（注：B.Guy,Les écoles historiques,Seuil Press,1983,p.267.）。分析与结构的关系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分析”指对一个或几个体系内的那些决定历史发展的基本因素进行比较和说明，而“结构”则指那些决定历史发展的变化缓慢、比较稳定的体系。简言之，分析中已包含着结构的思想，它要求说明那些决定结构性质的东西；而认识结构时则需要使用分析的手段。当然，年鉴学派从强调“分析”转而强调“结构”，是因为后者能更明确地表明他们的主张。在布罗代尔那里，“结构”就是“长时段”。他说道：“所谓结构，实际上就是那些不受急风暴雨的影响而长期存在的东西”（注：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161页。）。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对社会动力的研究，至少是对群众所起社会动力作用的研究……就让位于对结构的研究了：当然，这里所说的是史学家所分析的长时段的结构”（注：勒高夫、诺拉、夏蒂埃、勒韦尔：《新史学》，141页。）。
    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受哲学思潮的影响，所以，这里讲的认识和研究历史的方法是一定的哲学思想（分析哲学）支配下的产物。随着8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的流行，这些方法也发生了变化。但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主张历史的功能是更好地“理解”。里查德·J·埃文斯说：那些在后现代主义影响下写成的历史著作，“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解范围，很好地超越了社会史的各种局限。对群众心态的研究，对记忆、纪念和庆祝的研究，对权力和权威的文化方面的研究，对日常生活中的性别和微观政治以及许多其他题材的研究已极大地增加了历史知识。后现代主义模式文化史的成就不仅仅是附加了一些东西，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对政治和社会史许多领域的理解重新进行定位。”（注：R.J.Evans,In Defense of History,New York,1999,p.158.）这当然是就后现代主义的积极方面而说的，但已可以看出，从历史研究的目标上看，后现代主义是新史学的一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