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20世纪的西方史学家为什么要追求“理解”？
    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为什么20世纪的西方历史家要倡导新史学，追求“理解型”史学？通常的答案是：一方面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如普选制的推行及人民地位的提高，世界大战动摇了19世纪资产阶级的乐观信念，此外第三世界的兴起等，都促使西方人重新思考英雄史观和西方中心论的传统观念；另一方面是由于哲学认识论的变化，即从思辩的历史哲学向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转变促使人们重新认识历史的真实性问题。这样回答显然过于简单，我们认为，全面的解释应该是这样的：
    首先，历史家痛感历史学存在着严重问题。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历史学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20世纪初到该世纪中叶，历史有什么用的问题动摇着这门学科的根基，像梦魇一样压在西方史学家的胸口。本文开头所引马克·布洛赫的话和托什在《历史学的追求》中的做法（用一整章来讨论历史的用处），都说明了这一点。60年代初，卡尔还在批驳“人们向历史学不到任何东西”的说法（注：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70页。）。
    正是这种历史有什么用的问题，使西方的历史家们致力于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布洛赫说：“当今世界已跨入原子化学的门槛，已开始探测宇宙的奥秘。然而，这个可悲的世界尽管可以为科学的进步而自豪，却并没有为人类自身创造多少幸福。历史包罗万象，如果其目的仅仅是为了给一种娱乐罩上令人难以信服的真理外衣，那么，理所当然要被斥为滥用精力，滥用精力则近于犯罪。否则，要么只有劝说有能力从事更好职业的人不要去搞历史学，要么就必须证实历史作为一种知识的存在理由。”（注：马克·布洛赫：《历史家的技艺》，11页。）在这里，对学科生存问题的焦虑几乎达到了悲痛欲绝的程度。
    历史家痛感历史学存在严重问题的另一方面的表现，是20世纪上半叶西方主流的历史学严重脱离实际。这种脱离实际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主要由两种因素的结合所造成。一种是实证主义史学着眼于恢复过去或为过去而研究过去的历史观，他们“缺乏目的感和方向感，仅仅在为积累知识而积累知识”。另一种是肇始于德国的历史主义的强烈影响。历史主义本来是为反对实证史学的唯科学主义倾向而产生的，强调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区别。但它在提出历史学的独特性，主张历史认识无法做到纯客观而必然要带上个人的主观因素时，却走向了极端，认为真实的、普遍的历史是无法认识的，历史只能研究那些独特的、个别的东西。其结果是把历史学进一步引向“‘为研究过去’而研究过去”、“陷入更加繁琐的细节”研究。历史学严重脱离实际，面对人类的巨大灾难（两次大战）而无所作为、麻木不仁的态度，使许多历史学家十分痛心。巴勒克拉夫说：“今天，人们在回顾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历程时，都不会否认历史主义由于排除人类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作为历史研究的正当对象而给历史学的学术水平带来的严重危害。崇拜特殊性而造成了历史学的单一性，崇尚‘为研究过去’而研究过去，割断了历史学与生活的联系，否认从过去的经验中进行概括的可能性并且强调事件的独特性，不仅割断了历史学与科学的联系，也割断了历史学与哲学的联系。”（注：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15、20、21页。）
    上述解释无疑又产生了新的问题，把我们的讨论引向深入：为什么在这个时期历史学有什么用的问题会变得如此突出，为什么大体在这同一段时间里历史学变得严重脱离实际？仅仅哲学的变化或历史家的爱好就会造成这种情况吗？不，这首先应归因于历史学自身的发展规律，这是一个尚未引起充分注意的或尚未提高到理论层次上来认识的问题。
    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历史学一直是显学，但工业化造成了它的生存危机。工业化对历史学的影响是双重的，它使历史学有可能成为一门科学，即使它拥有相当精确的研究手段。但它也从两个方面削弱了历史学的生存基础：（1）这个时代产生了许多新的学科，一定程度上肢解了历史学；（2）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加速，历史学向统治者提供统治经验的传统功能大为衰退。20世纪初，鲁滨逊就指出：“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人们可以从过去的事情中汲取教训……事实上，人类的情况，至少在我们现代，是变化得如此迅速，以致人们如果要想利用过去的经验来解决现代问题那是极其危险的”。所以他认为，历史的作用主要不是“给我们提供行动的先例”，而是有助于我们“充分理解现状”（注：鲁滨逊：《新史学》，15、17页。）。简言之，从前工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历史学的功能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从提供统治经验转到有助于人们“理解现状”。这种转变，发生在现代社会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所以评价工业化以来的历史学，首先必须注意它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具体的历史阶段。就20世纪西方历史学而言，必须对这时期西方社会大体处在什么演变阶段有一个较为明确的认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依据我们的观察，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中，即大约从工业化启动到福利国家建成，历史学的起伏过程有其本身的规律性。哲学认识论的变化虽然对历史学的冲击很大，但决定它兴衰的主要是社会力量。
    经济学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分期一般是这样的：19世纪是西方工业化的时代，19世纪末它进入帝国主义时代或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二战后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是资本主义新的发展阶段。必须承认，我国的历史学在这个问题上似乎相当混乱，还常常有意无意地持有一种把19世纪的工业化时代看成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的见解，这么一种历史定位是无法真正把握20世纪西方历史学的精髓的。
    我们认为，从历史学发展的角度来分析，在这两个世纪里西方国家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是工业化时期；（2） 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是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过渡的时期，其基本内容是建立工业社会的秩序；（3）从20世纪中期开始，是后工业化时期。与这三个时期相一致，历史学也经历了三个演变阶段：（1）得到空前的发展机遇，因为工业化为它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它既能继续向统治者提供统治经验（19世纪的发展速度现在看来是相对缓慢的），又能充分满足伴随工业化进程而来的日益猖獗的民族主义的需要；（2）历史学渐渐出现麻烦并日趋严重，一些人开始提出新的目标，努力为之奋斗；（3）新的追求成为主导性的历史思想，渗透到各种历史著作中。
    这里所说的“建立工业社会的秩序”的概念，是为了分析方便而提出来的，它所基于的事实十分平常：工业化基本完成不意味着工业社会的真正建立，因为西方的工业化过程在国内外都引起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如果基本完成工业化的各个国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那么这种工业化是不巩固的，只有在（至少是部分）解决或缓和了这些冲突与矛盾，把这些冲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我们才能说建立在工业生产力基础之上的现代社会已真正建立起来。
    19世纪的工业化过程造成的种种严重冲突，我们通常称之为三大矛盾。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正属于解决或缓和这些冲突和矛盾的时期。联合国的建立，福利国家的建立及第三世界非殖民化，可以说是各种冲突缓和下来或者说是现代工业社会秩序建立起来的三大标志。西方历史学的大转折点与这三大标志大体上同时出现，即在20世纪中期。这意味着，只有到20世纪中期，促使历史学发生重大变化的社会条件才基本成熟。这些变化是：
    1.服务对象发生重大变化，从着重为统治阶级服务转到有相当一部分精力为民众服务。这是因为工业社会建立后，普通人的文化水平和生活水平提高了，经济活动和社会交往大为频繁和复杂化，无论是从增加文化涵养还是掌握经营和社交经验的角度，都使他们感到需要了解一定的历史知识。
    这一时期人民群众对历史发生兴趣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比如，与过去的联系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几乎被完全割断后会使人产生怀旧感，现代社会的迅速变化会使人产生了解过去的愿望，以求得某种联系感和安定感。勒高夫说：“在我们这个集体记忆迅速变化的世界中，面对着历史的加速发展，任何人都想摆脱成为过去的孤儿、没有根基的人这种苦恼，所有人都热衷于寻求自己的身份，到处都在清点和保护历史遗产，为了过去和未来而建立信息库；惊惶失措的人们试图把握看来正从他们手中逃遁的历史；在这里，新史学比任何其他的史学都能给人们带来信息和回答。”（注：勒高夫、诺拉、夏蒂埃、勒韦尔：《新史学》，34页。）孚雷也把人们对心态史的偏好归之于人们的怀旧情绪，这种情绪因迅速的经济发展强行扯断了他们与过去的联系而产生。美国有学者就此评价说：“孚雷对当前心态史研究趋势的评论，完全可以更一般地把它扩大应用于评价整个年鉴学派”（注：L.Hunt,"French History in the Last Twenty Years:The Rise and Fallof the Annales Paradigm",i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Vol.2,1986,p.215.）。其实我们还可以加一句：这也完全可以扩大应用于评价整个西方的新史学。这里讲的是历史学特有的一种作用：满足人们心理上寻根的需求。“根”意味着一个人与其他人或与一种传统或文化的联系，这种联系能给人带来安定感。
    工业化使历史学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功能削弱了，但它通过为广大民众服务而得到了弥补。不过这种“削弱”和“弥补”不是一个简单的更替过程。其复杂性在于：（1）在服务对象转变的过程中，历史学一度迷失了方向。20世纪上半叶西方的历史学变得十分迷惘，因为旧的服务对象对历史的重视程度大大降低，新的服务对象对自己的需求还不迫切，因为民众的基本生活问题尚未得到解决，此外更重要的是，一次大战后狂热的民族主义也逐渐失去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似乎谁都不太关心历史。（2）普通民众所喜欢的历史知识，主要不是统治经验，而是与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那些东西，这需要历史家们改变历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可见，布洛赫和费弗尔等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其眼光敏锐、对当时历史学的问题和前途洞察入微，较早做好了理论思想准备并进行了示范性的工作。当20世纪中期历史学大转变的条件成熟时，布罗代尔及欧美的一批史学家顺应时势，有声有色地及时完成了这一重要转变。
    2.工业社会秩序的建立意味着西方国家的统治方式及与其他民族的关系也要发生重大变化，这同样要求历史学改变研究对象和方法。前工业社会生产和生活都比较简单，工业化过程使国家管理变得异常复杂，统治阶级仅仅了解一点以往的政治统治经验已远远不够了。就历史的角度讲，资产阶级不仅需要了解一些过去的统治经验，还需要了解一些过去的经济、社会及民众性精神活动方面更为广泛的知识。此外，由于国际交往日益增多，而且这种交往至少表面上都是平等地进行的，所以统治者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知识。当然，这种需要在工业化过程中就已出现，但在西方国家对东方国家拥有绝对支配地位，西方各国间由于民族主义猖獗而相互间虎视眈眈，其国内的民主化过程又正在缓慢发展的情况下，这种需要是不强烈的。只有在上述三大标志出现后，情况才真正得到改变。
    3.历史学家的工作环境发生了重要变化，这种环境包括政治氛围和社会思潮。在民族主义盛行的时候，历史学家要秉笔直书其实很难，即使个别人做得到，也无法形成潮流。在劳资严重对立的19世纪要研究工人运动史，或工人的生活史或心态史会很困难。一次大战前，饶勒斯反对战争，沙文主义者就把他枪杀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如实地展开德、法两国关系史的研究！只是在二战后，才真正形成了一种比较宽松、宽容的环境，使历史学家得以比较真实地反映历史的原貌。
    以上三方面条件的成熟就造成了“理解型”史学的兴起，其功能就是满足社会上普遍出现的对理解社会、理解他人、理解过去、理解其他民族或其他文化的需要。
    上述分析表明，传统的历史学在工业化时期虽可以有很大发展，但其服务对象依然主要是一小部分统治精英；在建立工业社会秩序的过程中，出现了历史学服务对象模糊起来的问题；只有到了这种秩序建立起来的20世纪中期，历史学的大转变才成为它生死存亡的问题。这个转变过程对历史学家来说是充满阵痛的，所以在20世纪上半叶，他们躲进象牙之塔，远离现实搞“学问”。然而，要完成这个转变过程只能靠历史学家自己，历史学只有实现一番革新后才能重新使自己在众多的学科中享有一席之地。不过，当客观的或社会的转变过程尚未完成时，只有少数史学家会这样做。这就是新史学发端于20世纪初但到中期才形成普遍性潮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