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搜集史料，何炳松认为“欲其博”、“赅备无遗”是“极重要的原则”[6]（p.2）。这些原则是传统史家也曾认识到的，但新史学的研究范围已经大大拓展，因而要实现这样的原则就更不容易，也就更应讲究方法。关于搜集史料的方法，他讲得比较笼统，只说：“当然要从目录学入手”[5]（p.153）。同时，要求治史者应“备具一种耐苦耐劳的美德，抱着牺牲的精神”[5]（p.153）去下足史料功夫。不过，只是耐劳苦与牺牲，谈不上是方法；从目录入手，也并不先进。因为中国传统目录虽称发达，但充其量其效用也就是指点读书门径而已。对于大规模搜集为新史学可用的材料，则难称便捷。因而，他不只一次地提倡编制索引。在1925年发表《拟编中国旧籍索引例议》一文中，何氏还较详细地谈到索引的具体编制方法。近代中国索引编制工作，约始于20年代洪业主持哈佛燕京学社之时，可能还略早于何氏主张的提出。不过，《例议》一文发表时，洪业他们尚无具体成果问世。故何氏的提倡，在当时仍有开先河的作用。这也可见何氏对于新史学之建设，是何等地尽心尽力了。
    就史料而言，搜集工作仅仅是起始，考订才是更重要的。何氏对此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他说：“故研究历史，必加考订工夫，而后著作方有价值之可言，史学方有进步之希望。”[6]（p.20）所谓考订，其主旨在于确定史料是否可靠无误。为此，何炳松先对史料做了个大致分类，指出它们“一属原始，一属孳生。原始史料，或系实物，或系古书。出诸亲见亲闻，不属道听途说。孳生史料，或因袭他书，或取材旧籍。非出目睹，得诸传闻”[6]（p.10）。他认为，一般来说前者比后者“可靠”；而后者由于历经“辗转介绍，所以容易失去本来的真相”[5]（p.152）。这就使人对史料从总体上先有了粗略的认识。在《通史新义》一书中，何氏将考订工作具体分为“来历”、“诠释”、“诚伪”、“正确”等四个方面。所谓来历之考订，即考订某种著作的时间、地点以及著作环境的种种情形；所谓诠释，即决定史料的意义、撰人概念的工作；所谓诚伪，即考查撰人所述之真伪、以便断定其对于所述各端之信仰为何；所谓正确之考订，即考察撰人是否自欺，其观察是否无误，以便断定其所述外部事实是否正确。他对如何做好这四方面的考订，也做了较详细的说明。
    总之，何炳松继承了我国传统的考据学观念，并且利用了从现代欧美传来的各种科学知识和比较精密的逻辑观念，在史料的搜集与考订上作了较为系统与正确的阐述。
    在论证了史料工作的基础上，何炳松进一步谈到史学论著的编纂，即所谓“编比成文”。首先，他要求对各种“杂乱之事实，非先事分别部居之工作”[3]（p.88），即将说明各项史实的材料条理化。然后，他又将具体的编比方法分为五个阶段，一一进行介绍：第一“分成段落以类相从”，这里要注意的是对与主题无关的史实“一概割爱”。第二“求各段间之联锁”，即阐明事件之间的关系。第三“注意特异的变化”，在他看来只有注意了这种变化“研究的结果才可称为活的不是死的历史”。第四“表明事实的轻重”，他主张“遇到重要的事实记得详细一点”，“遇到不重要的事实，记得简单一点”。第五“烘托材料之运用”，通过烘托使论著能够“情挚气昌”[5]（pp.161～162）。应该说，他所谈的这些方法，都是切实可行的。当然，要真正写出上乘的史学论著，则又关乎到史家们各自的才识如何了。
    史学论著怎样才算是好？何炳松有他自己的理想。在他看来，“历史著作，非断烂朝报之比也，贵能如画像然，全身毕现。史之宗旨，不在激动感情，而在使读者了然于人群特异活动之真面。”[6]（p.81）而且“著作特点，贵能贯通”，“务使览者如振衣得领，张网挈领。了然于史事之真情，深谙著者意向之所指”[6]（p.84）。他认为，这种通史，既可以“为并时事实之编比，以描述一个社会之浑仑”；又可以“为连续事实之编比，以研究一个社会之演化”[3]（p.111）。当然，把二者结合起来，既注意空间联系，又注意时间连续，那就更为完美。他希望通史家与专史家们密切合作，专史家著有各自范围内之专史，再由具别识心裁的通史家综合。后来，他曾利用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的便利，“拟了一个中国通史的计划，预定请国内若干历史学者们通力合作；那计划是很新颖的，把全书分作了二百多章，每章自成一书”[11]（p.527）。可惜的是，仅出版了三四十本，便因“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毁于战火而作罢。更为可惜的是，已出版的书具体情况不明。
    至于何炳松提到著作时应注意的事项，也同样对我们今天撰史颇有启示。写好一部史书，首先必须分清文史界限，不可将史著写成文学作品，应尊重事实，受史料严格制约。他强调不可用文学手段去做历史的工作，不可颠倒或虚构事实；还要秉笔直书，落笔慎重；叙事要恰如其分，史文与史料，必须表里相符；由于“史贵征实，不尚浮谈”，因此要尽量利用成文；这样就要附有注脚，不但可以表明材料的来历，保存可用的书目，重要的是可以革除剽窃恶习，并可显示作者的功力及心术，以“合于现代学术公开的精神，而且有功于学术的进步”[5]（p.165）。在出版著作之前，作者要再三阅读，细察内容有无失检或谬误的地方，以便随时加以修正，还可请相知的或相当的学者代作者再校阅一番。他说：“我们的作品，不必问人家懂不懂，先要问自己懂不懂；不要让人家来批评，先要自己去批评。我们要知道：研究学问最高尚的目的，在于利人。”[5]（p.164）
    从以上对何炳松史学思想的分析可以看出，何炳松治史是为了探求一套适用于中国新史学的研究方法，力图构建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大厦。这一治史取径有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从中我们可看出何炳松在史学近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
    20世纪初年，由梁启超倡导，中国新史学初步形成。它的形成与当时形势紧密相关。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自19世纪末登上政治舞台，不仅提出了新的政治主张，而且也要求在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内建立自己的阵地。与政治关系密切的史学，自然首先受到重视。史学的主要任务是批判封建旧学，在社会变革中发挥了显著的战斗作用。这一时期的史学家治史突出的是史学的“致用”功能，不可避免出现了空疏、浮泛和忽视史料建设的弊病。在这种状况下，要使史学健康的发展，就必须在史学指导思想方面作相应的调整，改变片面强调致用的倾向，努力培植“求真”的观念。对史学进行理论体系改造的同时，打好史料建设的基础，力求致用与求真相统一。重视方法论的探讨，着眼史学基础工程的建设，注意史料的鉴别与审定，建立完善的研究规范，来弥补刚刚起步的新史学的不足，成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致力于史学研究的学者们的职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发展，恰为史学的转变提供了适宜的社会环境。五四运动的目的是批判旧文化，建立新文化，重点在“立”，要“立”就要有新的理论指导，西方的先进理论必然应运而来。顺应时势，何炳松介绍传播西方史学理论，重视方法论的探讨，力图建立史学研究的新“范型”，在当时的史学界便极具影响，时人推重他的史学“是与梁任公先生并称的”[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