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蒙古、色目人之间的通婚概况：
        蒙古、色目人同在江南的土地上生活，他们不但和汉族人氏广结姻缘，而且他们之间也发生了多重的婚姻联系。
        关于这类通婚的史例是不胜枚举的，如蒙古逊都台氏赤老温后裔脱帖穆耳娶哈剌鲁人哈鲁氏（注：黄溍：《金华黄先生集》卷35，《逊都台公神道碑》。），酎温台氏万嘉闾的大父忽珊和父亲蓦克笃都娶钦察人（注：许有壬：《至正集》卷57，《万公神道碑铭》。）。色目人哈八石的父亲勘马剌丁娶妻牙里干氏，（注：许有壬：《至正集》卷51，《于阗公碑铭》。）牙里干氏目前我们尚不清楚其氏族来源，但肯定不是汉人。官至内御史的捏古氏人笃列图，因先祖官于信州永丰而居于该地，著名色目文人马祖常将妹妹嫁与他（注：王逢：《梧溪集》卷3，《故内御史揘古氏笃公挽词》。），徽州路管军万户脱列是蒙古珊竹氏，珊竹氏先祖出自和成吉思汗同源的黄金家族，为有名的蒙古贵族，脱列的父亲“日奴婢……其妻曰忽都的金、畏兀儿氏。”而脱烈本人则娶妻董可伦，钦察氏。（注：《弘治徽州府志》卷10，《列女传》。）至今尚存的泉州州伊斯兰教墓碑中有一块刻有定居于泉州，死后又葬于泉州的一对夫妇的名字，他们就是乌姆·白耶尔和伊本（下缺），葬于1315年，（注：孙达生：《泉州伊斯兰教石刻》页19。）显然是一对穆斯林的婚姻。因此，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蒙古人之间，色目各族之间，还有蒙古和色目人之间的婚姻一样普遍存在于江南的侨寓人户中。
        当然，以上所举事例相比于全部的侨寓人户通婚者数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有的家庭婚姻状况本身就比较复杂，难以清楚描述，如捏古氏的笃列图，本人娶马祖常妹，但他的父亲卜里也秃思则以汉人潘氏为夫人，故笃列图的母亲是汉人。类似这种多重复杂的情况还见于万嘉闾的父亲等人。说明族际间的通婚关系不仅是单向的，也是多向的。
        另外，在动荡不安的元末社会中，由于一些偶然因素也造就了一批民族间的通婚。如后至元三年（1337年）夏六月，民间谣传朝廷“将童男女，以授鞑靼为奴婢，且俾父母抵直北交割。故自中原至于江南，府县村落，凡品官庶人家，但有男女年十三以上便为婚嫁。六礼既无，片言既合，至于巨官有不待车舆亲迎，辄徒步以往者。盖懦懦焉，惟恐使命戾至不可逃也，虽守土官吏，与夫鞑靼，色目之人，亦如之。”（注：陶宗仪：《辍耕录》卷9，谣言。）
        因此，在元代这个特定的历史时代，江南地区普遍存在着由于各种原因而形成的民族间的通婚。通婚加强了民族间的联系交往，进一步加深了民族间的融合。其中民族通婚的直接后果就是形成了江南回族的祖先。回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件大事，江南的回族最终形成于明朝，但是其主体是元代迁徙的各民族人口，经过一定规模的个人、微观、直接的交融，达成了特有的民族组合。
        二、通婚和文化的天然联系
        元代江南各民族间发生的通婚现象是民族交流的直接方式。因为从本质而言，没有侨寓人口的杂居，就不可能发生民族间频繁的通婚，反之。通婚又促进了文化方面的交流。
        如果说初平江南时汉族女性选择蒙古、色目人为夫往往是由于迫不得已，或是缘由政治、经济的较高地位，如此结下的婚姻多含有明显的民族不平等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族际间通婚的文化因素逐渐增多，通婚渐成为民族联系的正常途径。例如戍守建昌的抄儿赤家族，本是戎马倥偬的军人，然至孙辈也速答儿赤则跟从进士李宗哲学习，“而有声誉，得娶增城左氏女”（注：揭傒斯：《揭文安公全集》卷4，《送也速答儿赤序》。）。显然，这是一个例证，蒙古、色目人通过学习儒学，具备了汉化的基本特征，和汉人左家缔结了姻缘。还有于都达鲁花赤阿勒呼木之女额森德济“禀性仁厚”，其父为他选择了儒雅的南士孙庭兰为夫（注：王礼：《麟原文集》卷2，《孙母高昌氏墓志铭》。）。侨寓常州的张信也因为本人“好读书”，汉化较明显，遂为女择婿兆成、杨衍（注：郑元祐：《侨吴集》卷12，《元从仕郎广济库提领张君墓志铭》。）。显而易见，这类婚姻的出现和婚姻双方的文化特征有着直接的关系，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化底蕴为基础，会有这类婚姻的产生。
        关于汉化的问题，陈垣先生在他的名篇《元代西域人华化考》中列举了大量色目人华化的例证。陈先生是史学大家，对于汉化出现的原因，他将此归结为汉族文明的吸引，而对于汉化和通婚之间的关系，却少有论及。实际上，汉化和族际间通婚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联系，两者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
        如前文一再提及的赤老温家族，赤老温是成吉思汗的功臣，为“四杰”之一。他的儿子纳图儿元初任随州达鲁花赤，纳图尔之子脱帖穆耳又任职于江浙行省的明州、越州一带，前后长达30余年，便定居当地。脱帖穆耳本人“为人廉介质直，不喜纷华；讲阅之暇日与贤士大夫游。”他正妻为哈鲁氏，另还娶有高氏、朱氏两位汉女夫人。他还聘请汉族知识分子给子女授课。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三子月鲁不花在元统元年，四子笃到图在至正25年相继中进士，一时为人们所传颂，他的女儿中，长女就归适了汉军千户齐伯颜察儿。（注：黄溍：《金华黄先生集》卷35。）元代是讲究“根脚”的社会，所谓“根脚”是蒙古语对元代可以享有特权的世家贵族的称呼。赤老温作为成吉思汗时期的功臣，虽然后来事迹湮没了，但定居江南的这一支却毫无疑问是当时的簪缨世家，享有元朝政府所赋予的特权。但是，脱帖穆尔本人喜爱汉学，娶汉女，儿子们走科举的道路，赤老温的这一系后裔集汉学、和汉族女子通婚为一统，可以断定脱帖穆尔家族系已汉化的移民家庭。蒙古捏古氏忽都达尔之家也是一个汉化与通婚关系明显的家族。忽都达尔父亲阿散，母为蜀人冯氏，初占籍金陵后又转迁到湖北，但是父亲在江陵逝世后，忽都达尔将灵柩运回钱塘而卜地安葬，显然忽都达尔是以浙江作为定居地。史载“公幼警敏，笃孝于亲。比长，雅好儒术，游学湖湘间，从名师，受经史而究其大义，肆笔成文，咸造于理，侪辈敬叹，自以为莫及。延祐四年，郡县以公充赋有司，为湖广乡试第一。五年，会式京都，及上亲策，遂为廷试第一，被旨进士及第。”他的母亲就是汉人，自己也娶妻河东聂氏，到了他儿子辈时，也中了进士，两代人和汉人通婚，两代人都走上了科举的道路，不可说汉化不深。还有一点可以说明忽都达尔一家的汉化倾向，就是在父亲阿散死后，忽都达尔“居丧悉用古礼，庐于墓次三年，筑亭号‘永思’”。（注：黄溍：《金华黄先生集》卷27。）丧葬习俗也彻底汉化。再说蒙古酎温台氏的万嘉闾，《至顺镇江志》记载他定居于镇江：“万家闾，字国卿，蒙古人，居镇江。父蓦克笃为福州新军千户，雅好儒术，延名师训之，果以才受知秃赤大夫。”（注：《至顺镇江志》卷19，《侨寓·仕进·人才》。）许有壬则称他“既华学，友字以国卿。”而且，他给儿子们取名为万寿安、万永安、万定安、万宁安，可见万嘉闾本人不仅通儒学，还改了汉姓。无疑这个家族已经相当汉化。在这个家族中，也呈现出和汉族通婚的脉络，该家族中的第一代忽珊就已娶汉女叶氏为第二夫人，生子蓦克笃；而蓦克笃又有二位夫人，其一就是汉女宋氏，另一不知氏族；蓦克笃之子万嘉闾，有汉女赵氏为第二夫人。同时，他的三女儿嫁与汉人王敏行。（注：许有壬：《至正集》卷57，《万公神道碑铭》。）到这，万氏家族已是和汉人四代通婚了，汉化是显而易见的事实。